2025-08-17 | 강동효 기자

供应减少→恐慌性抢购→迟来供应…“该停止淋浴房里的蠢事了”[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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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政府房地产政策失去公信力,原因在于供给对策缺乏一贯性,且过于偏重需求抑制政策的短期效果。当税制和贷款监管使市场出现暂时稳定迹象时便缩减审批许可量,而当市场危机显现时又抛出“临时抱佛脚”式供给对策,导致政策效果未能及时显现。供给减少引发“恐慌性买入”,在公布“姗姗来迟的供给”方案后市场一旦平静,方案便不了了之,如此反复。这相当于始终停留在“淋浴间里的傻瓜”状态。这一说法指的是在淋浴间突然打开水龙头、冷水流出后又猛地把水龙头拧向热水一侧。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代用来比喻政府推行经济政策时的无能而提出的表述。

据17日韩国国土交通部等消息,卢武铉政府于2003年10月推出了包含开发利益回收、扩大投机过热地区等内容的“10·29对策”。2004年首尔房价较上年下跌,对策似乎见效,但2005年首尔房价较上年暴涨逾5%。原因是市场预期板桥新城的销售价格将达到每3.3平方米2000万韩元,带动盆唐、龙仁等周边房价再度上涨。最终盆唐区野塔洞现代I'PARK专用面积217平方米房源市价形成于19亿5000万韩元,每3.3平方米价格突破3000万韩元。此后政府发布了堪称房地产监管“圣经”的“8·31综合对策”。该方案包括扩大综合房地产税征收对象、对重建分售权征收持有税等,是针对首尔江南和新城一带的强力措施。但由于不适用于处于重建初期阶段的小区,暴涨之火转移到了那里。房地产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当时的监管绕开了处于项目实施批准阶段的重建小区,买盘因此迅速转移”,“政府与房地产投资者之间的‘打地鼠’式较量就此开始”。

李明博政府把重点放在放宽贷款监管上,放宽了住房抵押认定比率(LTV)和总负债偿还比率(DTI)。同时解除首尔市内大规模绿化带管制等,推出年均高达13万户的公共审批许可量。这是在释放扩大供给的信号:即便民间公寓价格上涨,也会增加充当“半价公寓”角色的公共供给量,使普通民众居住不受影响。但监管放宽后投资资金涌入房地产,尤其是釜山等地方城市房价上涨势头严重。釜山在李明博政府首年即2008年房价涨幅为3.36%,其后2009年(4.08%)、2010年(10.59%),到2011年猛升至15.91%。

朴槿惠政府同样推行了放宽监管的措施,包括暂缓实施重建超额利益回收制、放宽民间住宅监管等。2015年还废除了由公共主导供应住宅的《宅地开发促进法》。其目的是以民间主导取代政府主导来扩大供给,由此改变了延续30年的住宅供给体制。此前李明博政府时期年均达13万4000户的公共审批许可量,此后萎缩至7万6000户水平。随着公共供给量减少,不得不依赖以民间为主的供给,加之取消分售价上限制,2015年首尔(4.6%)和大邱(7.96%)等主要地区房价大幅上涨。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还分析称,2014年底取消分售价上限制五年后,首尔和大邱的分售价各上涨了2亿韩元。

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首尔公寓价格上涨3.64%,随即发布了包含强力贷款、税制措施的“8·2房地产对策”。内容包括新指定投机过热地区等房地产监管区域、强化认购第一顺位条件等。此外还直接针对城市整治项目,禁止投机过热地区内重建组合成员资格转让等。在外界评价称对首尔公寓上了所谓“三重锁”之后,投资需求转向了未被监管的仁川和地方广域市。此后在2019年又以“12·16对策”进一步强化监管,全面禁止对15亿韩元以上公寓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当时对策出台后,贷款被锁死的自住需求者出现了“须在房价进一步上涨前买入”的“恐慌性买入”现象。最终政府不得不通过2020年的8·4供给对策来争取自住需求者的民心。方案虽包含首尔芦原区泰陵高尔夫球场和龙山Camp Kim等核心用地,但1000户以上的候选地中目前没有一处正在推进住宅建设,实际上成了“空头承诺”。

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住宅价格涨幅为-8.28%,并未出现全方位危机。但首尔江南等首都圈部分地区的不安持续存在,而且由于项目融资(PF)危机,住宅供给量大幅减少。政府未能在政策上带动首都圈住宅供给量扩大,审批许可量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有评价认为,正是这种安于现状的供给政策成为当前房价危机的原因。

光云大学房地产法务学系教授徐镇亨指出:“政府无法与市场斗争并取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供给减少引发‘恐慌性买入’、姗姗来迟的供给无法给市场带来稳定的现象,在每届政权都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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