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近来韩国金融委员会通过市政厅式会议,在一线践行总统“如果你是金融当局,你会做什么?”的信息。这是超越过去封闭、以官僚为中心的政策决策文化的变化,展现出新政策范式的可能性。
如果我是金融当局会怎么做?笔者认为,需要对临界债务人给出根本性解决方案。当前的债务管理体系被设计为侧重回收而非重生。一旦发生逾期,金融公司便以期限利益丧失为由迅速将债权出售给催收公司,连有还款意愿的债务人也被推入深渊,恶性循环反复上演。在此过程中,债权被廉价出售,越是最脆弱的债务人,越会暴露于最严苛的催收之下。
金融公司将逾期债权作损失处理以享受税制优惠,同时又通过转卖或催收追求收益。尤其是仅需1万韩元便可将消灭时效延长10年的支付命令制度,已变质为阻挡债务人重启经济活动的装置。近来韩国大法院判决“时效完成后的部分清偿不能成为推定放弃时效利益的依据”,这是纠正长期以来以债权人为中心的力量失衡的重要法律变化。
政府代表性的债务调整政策“重新出发基金”在一线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原因也在于这类结构性问题。金融公司宁愿出售或催收债权,也不愿接受债务调整。实际上,金融公司对债务调整的不同意率超过65%。
在此情况下,海外案例给我们重要启示。发达国家不把债务人视为成本,而是视为未来的经济主体,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加以对待。美国通过《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DCPA)保障债务核查程序和私人诉讼权,英国通过“债务减免令”(DRO)为最脆弱阶层提供快速免责。德国以许可制严格规范催收业,并采取短期消灭时效、引导权利人迅速行使权利。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把“恢复”置于政策中心,并通过多层次制度细密搭建重生的阶梯。
孟子曾阐述“恒产恒心”,即有稳定的生计基础才会有端正之心。当下韩国金融政策也需要这一哲学。恢复不是一次性处方,而是需要时间和阶段的连续过程。构建短期—中期—长期恢复型债务调整体系迫在眉睫。这意味着如同医疗中依患者状态采用不同治疗体系一样,需要契合债务人处境的定制化应对。
短期而言,应向同意重新出发基金的金融公司提供下调担保机构出资费等实质性激励。要设计“共生即利益”的结构;中期则应制定“消灭时效完成债权管理特别法”,禁止对时效已完成债权的出售与催收,并强化防止滥用支付命令的要件。
最终应设立“长期逾期者恢复支援机构”,搭建衔接债务调整、福利与就业的一站式恢复平台。不是简单的财政支援,而应通过精密的数据化评估,把定制化资源集中于有恢复可能的债务人。这是让失败的个人重新回归经济一员的最有效投资,也是提升我们社会恢复韧性的核心战略。救济临界债务人不是恩赐,而是恢复我国经济循环、重建社会信任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如今应切断排斥的恶性循环,架起包容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