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海录》封面。 即使在今天,沿着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旅行也并非易事。这是一条从南方经济中心杭州出发,横穿中国代表性河流长江与黄河,直抵北方政治中心北京的约1800公里人工水道之旅。过去明清时期若乘船而行,需耗时两三个月甚至更久。
朝鲜时代以燕行使身份前往明清都城北京的朝鲜人很多,但能借大运河一路游览至江南地区者几乎没有。事实上唯一留下记录的朝鲜人是官员崔溥(1454~1504)。他自杭州至北京一路留下的《漂海录》,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世界三大中国旅行记。
然而崔溥本非出于想游历中国大运河而前往。恰恰是因为遭遇了并非所愿的漂流,才有了大运河之行。起因是1488年农历闰正月初三(阳历2月24日)自济州岛乘船出航。当时在济州任推刷敬差官的崔溥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尽管风浪大作仍下令启程前往罗州。果不其然,崔溥一行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3天后漂抵中国南部浙江省海岸。
历经种种艰辛后被查明为朝鲜漂流民的崔溥,在明朝官员押送下自杭州乘船经大运河抵达北京,并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因此,他看到15世纪后期北京众多物资与人群时并未惊叹,而是称“其丰盛似不及苏州、杭州”,由此察觉到都城的繁盛皆是江南富庶经大运河移植而来的结果。这虽是因漂流而得以游历大运河的幸运结果,却也正是崔溥敏锐观察力闪光之处——其描写与比较比中国人更为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