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菲律宾企业S公司以“出国前说明会”为名,把数十名即将被派往韩国的季节性劳工召集到礼堂。在现场,S公司员工强迫他们在虚假借贷协议书上签字,称“要在借过钱的合同上签名”,并威胁若拒绝就无法出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贷款,但已经以体检、农业实习等名目支付了不少费用的劳工无法拒绝。韩国知名中介“洪先生”在菲律宾当地设立了S公司,像企业一样运作。他通过这家公司,把从面试到培训、强迫签约、出国管理的全过程严密地掌控起来。
因此,即便成功出国,劳工也无法摆脱洪先生的掌控。银行账户的开设是在入境韩国当天被强制办理的。在让劳工把账户密码交给S公司员工后,每月通过自动转账最多榨取75万韩元。部分受害者甚至连账户密码都被拿走,出现工资到账前就被提前取走的情况。中介或输出手续费的存在被保密。可以说,一套企业化的剥削结构在严密运转。
近期,移工被吊在叉车上遭戏弄的画面引发公愤,而在这些人流入韩国的现场,大牌中介的组织性剥削同样在发生。综合Seoul Economic Daily 29日的采访,被菲律宾季节性劳工控告的中介洪先生,去年年末被光州地方检察厅木浦支厅作出不起诉处分。据悉该处分的理由大意是“由于业务是由菲律宾本国委托的,因此不属于韩国司法程序的管辖范围”。躲过法网的中介们包揽劳工招募、筛选、输出的实务,实际上在反复进行人口贩卖。
这样的现实与韩国各行业对移工依赖度大幅上升形成对比。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去年5月韩国外国人就业人数为101万人,同比增加8.7万人。没有他们,不仅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农林渔业、建筑业都无法运转。“为所有人的移民人权文化中心”代表高奇福表示:“相比现场的严重状况,大型中介因人口贩卖被处罚的案例几乎没有。”
中介对外国劳工的结构性剥削甚至发生在公共领域内部。中介洪先生通过与菲律宾地方政府的联系收集当地劳工的简历,再以自己担任代表的输出企业“S公司”为据点,控制了面试、培训乃至派遣的全部程序。这些劳工被纳入忠北槐山郡、京畿安城市等韩国地方政府运营的“公共型季节工制度”结构之中。季节工项目是韩国法务部为缓解播种和收获期短期出现的农渔村人力短缺,自2007年起运营的制度。今年共分配9.57万人,规模同比增加41%。
在无法顺利榨取工资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威胁。典型手法是施压称,若不还钱,就连正在准备赴韩工作的其他家人也不让出国。还有更具体的威胁:若不缴纳手续费,就罚款100万比索(约2400万韩元),并让其亲属受到刑事处罚。等待逃离者的是公开个人信息、名誉损害、虚假控告等二次伤害。实际上,S公司的翻译员工在网上公开受害者的照片和姓名,并声称“这个人吸毒、偷钱”。还发布了“提供位置信息就给500万韩元悬赏金”的私人通缉帖。因虚假控告,部分受害者甚至真的接受了警方调查。
对反复使用这些手法的中介,处罚至今仍未真正落实。洪先生去年年末最终获得不起诉处分后,如今仍在继续活动。另一位知名中介“金先生”的情况也没有不同。他自2022年起在居昌、杨口、莞岛等地招募季节工,反复以输出手续费的名义每月扣走固定金额的工资。在受害者刑事控告之后,调查仍无进展,他仍以同样方式在活动。“为所有人的移民人权文化中心”代表高奇福表示:“一旦有人上过一次当,中介的手法就变得越来越巧妙、越来越隐秘”,“他们相互模仿手法,规避法网。”有过受害经历的移工回国后转做当地中介、招募新的牺牲者的案例也不少。
已知的剥削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原因在于,移工即便在韩国工作期间遇到未参加工伤保险或拖欠工资等问题,也往往犹豫是否向外界反映。议政府外国人劳工支援中心咨询组长柳智浩表示:“大家普遍担心,一旦反映工作场所内的问题,就会被雇主打上‘问题劳工’的烙印,再次入境会变难”,“即使承受眼前的损失,只要还能继续来韩国,就忍下来的氛围很浓。”在韩国最多停留数月的季节工,大多连手机都没有开通,连与外界接触都很困难。也就是说,即便意识到受害,也几乎没有手段应对雇主或中介的威胁。回国后,继续采取法律行动的动力也消失,案件随之沉入水面之下。据称,正是这样的现实让救助与事后应对变得困难。
人权团体一致认为,要阻止不断重演的移工剥削,制度性应对和观念转变迫在眉睫。按照2023年1月实施的《防止人口贩卖法》,地方政府应设立的“地区权益保护机构”至今仍未设立。目前由韩国女性人权振兴院发放的“人口贩卖受害者确认书”大多集中于性交易案件,对劳动剥削受害者的支援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素雅指出:“人口贩卖在国际法上适用普遍主义,是不论国境都可处罚的犯罪,但韩国侦查机关却以‘海外合同不在管辖范围内’为由淡化其严重性,实际上是在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