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减免之类的债务调整政策,总是伴随着“道德风险”的争议。诚实还债者的相对被剥夺感不容轻视。担心无差别免责会动摇信用秩序的忧虑也有道理。这样的困境是围绕债务调整的长期争论,也是一个老话题。
过去又如何呢?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面貌。朝鲜后期实学家茶山丁若镛在其著作《牧民心书》中,警惕因苛酷剥削而破产的农民脱离共同体,并强调放任这种情形无异于摧毁国家存立的根基。事实上,朝鲜在灾年或战乱之后,曾通过“缺逋免税”之类的债务减轻政策帮助百姓重新站起。
民间亦然。三百余年间维持万石之富的庆州崔氏家族,一直遵守“不要超过万石,要回馈社会”的家训,并践行“若歉收持续三年以上,就开仓放粮、免除债务”的原则。这超越了富人的道德义务,是维持整个共同体复原韧性的时代智慧。
道德风险争议的本质在于减免谁的债务。也就是说,有必要区分“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与“恶意的惯性债务人”。但事前完全甄别在现实中很困难。
因此需要的是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的对策。德国的“诚实义务履行期间”制度是值得关注的案例。它不只是债务减免,而是在制度本身内置“自担责任(Skin in the Game)”,从结构上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该期间内真诚行事的参与者可以获得优惠,态度敷衍者则会被筛除。
债务救济不应只是消除债务的行为,而应成为重新站起的社会装置。例如,对认真完成职业培训或公共就业岗位者提供额外的债务减免优惠,这类激励结构极为迫切。
将完成金融教育作为最终免责的义务条件也很重要。仅凭帮助困难群体的善意并不足够。要促进债务人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中精细布置行为经济学上的说服力与心理激励。
此外,现在是摆脱围绕债务调整的社会情绪化争议与对立的时候了。无条件的宽恕与过于严苛的排除都不正义。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精细的框架,让受救济者自己表达意愿,社会则相信其可能性并提供机会。受救济者也应履行与债务调整相称的责任,以减少诚实还债者可能感到的相对被剥夺感。
债务调整必须超越单纯的债务减免。它应成为以责任为前提的恢复第一步,并确立为把失误与失败转化为重新站起资产的社会机制。要让这一装置正常运转,责任应成为核心,而非减免谁的债务之类的过程。历届政权都做过债务调整,争议也持续不断。现在是该把改变看待债务减免的视角与结构的工作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唯有如此,才能建成善意通向正义、新的出发成为可能的大韩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