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4 | 서경IN

政策要塑造“叙事”而非数字[李甫衡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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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理性的产物,还是情感的表达?以公共政策之名提出的众多制度,看似依据科学根据和专家逻辑运行。但实际上推动政策的力量,除了合理性,还有情绪、情感与共鸣作为支撑。

正因如此,“政策品牌(policy brand)”这一概念重新受到关注。一般而言,讨论政策的必要条件是合理性。问题诊断、方案探索、成本效益分析,这些过程都属于理性判断的范畴。然而现实中的政策常常被超出这一合理边界的大众情绪和政治力学所左右。因此,国民如何记住政策、对政策持有何种印象、与该政策建立了怎样的情感联系,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政策不仅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也可被表述为“以情感语言包装的政治选择”。因此,政策若要成功落地,就必须在逻辑正当性这一基础之上,稳固地竖起国民共鸣这一情感支柱。

大多数企业以科学根据和合理推论提出政策建议。他们偏好“我们拥有这些数据”“有国际比较指标”“经过了专家审议”这类熟悉的路径,并相信政府负责人会依据合理标准作出最优选择。但早在1940年代,行为经济学之父赫伯特·西蒙就已指出,在政府政策的选择过程中,公务员同样在“有限理性”的框架内倾向于寻找“令人满意的解法”,而非最优解。无论在政策决策过程还是政策接受过程中,单凭合理路径都很难让政策被接受。

以2005年选定庆州为址的中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场为例,起初只是反复强调必要性以及放射性物质实际并不危险,结果从掘业岛到扶安,19年间都未能确定选址而陷入漂流。最终在2005年,通过不仅说服专家、也说服市民团体,并以能促进地区社会发展、带来现实生活好处的具体故事说服当地居民,政策才得以成功实施。

此外,美国产牛肉事件、医学院招生扩招2000人、小学5岁入学等,在理性上可被认为有必要的政策,也因未能构建“为什么、怎么做”的具体故事线,而在政策过程中经历巨大痛苦。这类政策失败并不止于政策本身的失败,还会长期留下社会后遗症,因此从政策初期阶段就必须思考如何制定政策。

考虑到这一点,企业的政策负责人若要让公司所追求的政策取得成功,就必须同时努力把想通过政策传达的信息置于“公共叙事”之中。

第一,要为政策披上“故事”,打造超越数字的叙事。要超越枯燥的统计,展示该政策将如何改变谁的生活这样可触可感的故事。例如环境政策,不应止于碳排放量下降的曲线图,而应同时讲述孩子们在清新空气中摘下口罩奔跑嬉戏的故事。鲜活的故事能为政治人物提供名分与愿景,为国民提供共鸣与参与的动机。

第二,要明确“核心价值”并塑造“象征”。政策不应是复杂概念的堆砌。要通过简洁有力的口号或象征性形象,把政策的本质浓缩出来。德国产业界为改变不断上涨的工资和日益老化的产业设施,需要政府的政策转变。他们与政府一道,在“工业4.0(Industry 4.0)”的口号下,通过制造业与ICT的结合,打造出国家层面推动智慧工厂、数字转型的运动。清晰的身份认同促成了政界支持层与国民的情感纽带。

第三,要扩展“参与的场域”。政策不是单方面的宣告,而是沟通的过程。要拓宽国民和利益相关方直接参与政策形成过程的渠道,提供其意见得以反映的机会。不能停留于单纯提供信息,而要创造共同界定问题、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共同体验。合理根据可能是专家的语言,但参与是所有人的语言,切勿忘记这一点。国民对承载自身声音的政策会怀有更大的感情。哪怕看似微小,开展国民舆论调查等方法都非常有效。

第四,有必要把基于科学和理性的词汇“翻译”为“公共语言”加以说明。政策建议常被困在专家语言里。但有魅力的政策品牌,会用任何人都能理解并产生情感反应的语言来表达。比起“危害隐忧”,“我们孩子的安全”这句话更能触达人心。

最后,要以“持续沟通”积累信任。政策制定完成并不是终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就必须在政策推进过程中支持政府使政策落地并得以持续,并努力与利益相关方沟通。要在政策过程中共享成功与失败,持续共享替代方案,不断缩小与国民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情感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收获政策成果之果实。

没有情感的政策可以被提出,却难以存活。政策只有形成情感上的共鸣,才会最终获得社会的选择。仅靠数据和图表是不够的。政策不是“好听的话”,而是在成为“我的故事”时才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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