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损害满足后代需求能力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发展。”
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987年在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布伦特兰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即当代人不应掠夺自然,而应在与后代保持协调的限度内满足自身欲望。这一命题最初主要用于环境领域,其后扩展至经济与社会领域。尤其是禁止童工、公平贸易、企业社会责任、扩大福利、消除国家间不平等等,已成为进步阵营的主要议题。
奇怪的是,无论哪个国家,越是左倾越强调“可持续发展”,却对代际不平等问题麻木。他们要求人类就气候变化等问题反省自身,却回避对未来世代的经济与社会责任。瑞典环保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16岁时曾向成年人高喊:“你们说最爱自己的孩子,却以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姿态偷走了孩子们的未来。”不妨把这里的“气候变化”一词换成“养老金枯竭”或“财政危机”。
十多年前,一本名为《因为痛,所以叫青春》的随笔集书名曾被批评为绝世谬论。理由是,它把具备有史以来最优履历却只能辗转打零工、不仅放弃购房、连恋爱结婚生育都要放弃的青年们的生存困境,当成了年轻时的一场热病。
近来出现的既得世代的强辩之一,就是把“代际剥夺”说成“代际团结”。今年3月,执政党与在野党就韩国国民年金参数改革在18年后首次达成一致,但青年们反弹称这是“庞氏骗局”“击鼓传花”。因为既得世代领取远多于其缴纳金额的根本结构并未改变。新出生的孩子除各类税金外,仅国民年金保费就要缴纳收入的30%~40%。然而,进步市民团体和劳工界一旦听到有人提出养老金可持续性问题,就强辩称这是“制造代际对立”“人比财政更重要”。对自称“进步”的政治人物而言,选民人数较少的青年群体不在关注范围内。重视阶层间平等的进步势力却在加速代际不平等,再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了。
我国经济因低出生率与老龄化、财富两极化、增长潜力下降等,陷入日本式“失去的30年”的可能性正在加大。汽车、造船等传统主力制造业大多已被中国超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当前社会主流的586一代只享受父辈所实现的高速增长果实,过去20年在发掘新增长动力上失败。这一代在1997年外汇危机时填补结构调整留下的空缺,在职场内迅速晋升,并在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时期享受了房价暴涨的红利。
上月新政府国政企划委员会公开的《为大韩民国真正增长的战略》报告中,仅“真正”一词就出现了64次。三大战略提出技术主导增长、所有人的增长、公正的增长。即培育未来战略产业,让红利普惠,打造共赢经济。
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而改变我国经济的体质,必然伴随利益相关者的痛苦。前总统金大中在外汇危机后的1998年2月就职演说中呼吁:“我们所有人现在都被要求付出汗水和眼泪。”正如金前总统所言,失业增加、企业破产接连出现,但在痛彻骨髓的结构调整之后,韩国奠定了经济先进化的基础。
相反,新政府一方面提出培育未来产业,另一方面对劳动市场灵活化、自营业者等服务业结构调整、养老金改革等态度消极。只有引入每周4.5天工作制、不削减工资的退休年龄延长等意在讨好既得世代的政策在具体化。当下正是需要既得世代分担痛苦、以给未来世代带来希望的时刻。不应向全体国民发放消费券,而应把有限的财政集中投入到被结构调整挤出的社会弱势群体。照此下去,子女世代可能会给出“586是最糟糕的既得利益一代”的历史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