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为削减日本和德国对美国的天文数字般的经常项目顺差,五个主要国家(G5)之间达成了广场协议。其目标是压低美元价值,通过日元和马克走强来缩小美国的逆差幅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从广场协议前的242日元下跌至1987年3月的140日元区间(日元价值暴涨)。此后,为防止美元价值过度下跌,1987年2月又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日本银行为防止日元升值引发经济衰退并遵守卢浮宫协议,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结果,本已过热的日本经济泡沫进一步膨胀。1987年东京商业地产公示地价涨幅同比达48.2%,1988年更高达61.1%。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日本银行从1989年5月加息0.75个百分点开始,先后5次将利率上调了3.5个百分点。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于1990年才姗姗来迟地引入房地产贷款总量管制,开始收紧市场。这就是日本泡沫崩溃的序幕。
由于成为日本“失去的30年”导火索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是日本银行急剧加息与贷款总量管制叠加所致,因此认为韩国也应前瞻性地启动金融稳定相关讨论的意见日益增多。意即与其进行当下这种消耗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重组讨论,不如在维持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寻找政府与韩国银行能够稳定管理家庭贷款和房地产市场的最佳组合。
熟悉韩国银行情况的一位金融界高层人士14日表示:“虽然韩国银行没有正式对外表态,但它认为韩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当年的日本处于相似水平”,并强调“房地产市场一旦崩溃,将直接影响家庭贷款和银行的健全性,因此货币政策与房地产、金融稳定无法分开考虑”。
事实上,韩国银行上月表示,韩国民间部门(家庭+非金融企业)负债以2023年为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7.4%,接近泡沫期日本的最高水平214.2%(1994年)。尤其强调,民间负债中家庭债务所占比重韩国约为45%,高于日本的32%(1994年)。这相当于间接指出韩国已存在日本级别的泡沫。
问题在于今后。韩国在2021年时任金融委员长高承范推出贷款总量制后,将当年家庭贷款增长率限制在6%。上月又将首都圈的住房抵押贷款可贷额统一限制为6亿韩元,实施了比日本更严厉的管制。日本当年只是将房地产相关贷款增长率限制在总贷款增长率以下的水平。
因此,主流看法认为,韩国若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政府与韩国银行须密切沟通,从现在起制定维持金融稳定性的方案。今年若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可能影响房地产价格;反之在加息期打击可能很大。金融界一位高层人士解释称:“日本的总量管制与日本银行加息同时推进,对市场的冲击波要大得多”,“这意味着政府与央行的沟通极为重要,若将韩国金融委员会的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分离、由不同部门分别掌管,很难实现有效沟通”。
市场上有分析认为,家庭债务应对工作由此前一直负责的金融委员会继续承担更为高效。这也是有人指出,比起分散部门职能,现在更应描绘是否赋予韩国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与规制权限等更根本蓝图的背景。祥明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徐智龙强调:“考虑到金融稳定这一共同目标,韩国银行与金融监管当局需要紧密的政策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