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称,韩国的潜在增长率今年将降至1.9%。史上首次出现1%区间的低增长预警,令人担忧韩国也可能重走日本“失去的30年”的老路。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安东铉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之后,国家把经济增长的方向盘交给民间,却没有做好准备,20多年来始终未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安教授强调:“虽然已经晚了,但现在也必须由官民合作,为2~3个产业播下种子”,“要大胆放松监管并给予激励,让中小企业有成长为大企业的雄心。”
-对低增长的担忧正在加剧。
△李在明总统在总统候选人时期的智库“增长与统合”由前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柳钟一领导。连以分配为重心的进步派经济学家都开始忧虑增长并将其作为议题提出,可见经济正在恶化。OECD从十多年前就把韩国经济比喻为“沸水中的青蛙”加以警告。虽有预测,却未能妥善应对。
-也有人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导致人口减少,无可奈何”。
△并非如此。人口一直在稳步增加,减少也只有2~3年。相反,失业者正在逐渐增多,潜在增长率急剧下滑。优质岗位减少得更快。是我们没能实现增长,因而无法创造岗位,经济陷入停滞。
-低增长的原因可以从哪里找?
△外汇危机之前,我们凭借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成为新兴国家的榜样。外汇危机之后,官方把方向盘交给民间,几乎袖手旁观,新产业因此未能成长。接过主导权的大企业能否成为创新主体也令人怀疑。半导体、汽车、石油化工、钢铁、造船这五大产业中,半导体是前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凭个人本领带起来的,其余全部源自1970年代初期的重化工业培育。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靠这些产业吃饭,如今有效期已快到头。本应有新产业出现并叠加形成周期,但并未如此。2000年代初期全球化浪潮兴起,三星集团、现代等冲向世界市场的企业存活下来,安于国内的企业则崩塌,大企业也出现两极分化。
-这期间不是新出现了互联网、生物产业等吗?
△以NAVER集团、Kakao集团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效果仅止于替代小巷商圈等内需。由于在国内市场寡占、能舒舒服服在内部赚钱的结构,向外走的激励并不多。走向海外真刀真枪拼杀、试图造出接近美国科技巨头的东西的创新性和挑战倾向,早已消失。生物产业仍未摆脱制造业思维。三星集团主攻生物药仿制药生产,SK主攻新药委托生产(CMO),仅止于此。
-国内风险企业的医生、药师在创业,寻找药品原创物质并挑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临床试验。
△其中没有一家通过三期临床试验。如果三星集团收购像拜耳这样的全球制药公司,从众多韩国生物风险企业获得原创物质供应来一决胜负,或许更好。舍弃危险的道路而走轻松的道路,是韩国大企业的思维。全球市场也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变成只有拥有大规模资本和技术实力的第一名才能生存的环境。与科技巨头相比资本更少、又未确保所需技术的韩国大企业,很难投身竞争。
-美国成功培育新增长动力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资本市场发达。创新企业本来就层出不穷,即便风险很大,按n分之一分散投资后只要有一个爆红就算成功,所以科技巨头敢于大胆投资。能够吸引民间资本的体系已经建立。韩国和其他国家没有这一条件,只能走官方主导的路。因为唯有政府才承担得起风险。全球最大半导体委托生产(代工)企业台湾TSMC的成功投资模式就是代表。
-台湾是如何让TSMC成功的?
△政府出资50%,加上荷兰大企业飞利浦和台湾富豪的资金,成立半导体制造公司,并把全权交给专家张忠谋。寻找这个人花了非常长的时间。这与把重任交给朴泰俊这位杰出人才而成功的浦项制铁模式相似。特意把飞利浦引进来,挡住了所有政治外部压力和人事干预。即便政权更迭也能保持一贯性,所以成功了。
-您认为韩国政府与民间若能良好合作,也能创造新增长动力吗?
△有些产业需要官民同行,有些产业应交给民间。以LG新能源为例,电池技术优秀,但官方未能妥善支撑供应链,因而陷入困境。大企业经营权传到创业第三代,创业家精神正在消失,这也是问题。欧洲大企业的经营会扩大到堂表兄弟一同竞争,再交给有能力的人。由于要做高风险、大规模资本、尖端技术并存的投资,因而犹豫,结果民间在创新和创造新增长动力上失败了。那么至少官方应当主导,却也没有做到。在美国,科技五巨头中历史久的只有苹果,新的大企业不断崛起。
-美国的成长型企业更替十分活跃。
△据美国学者分析,S&P指数企业中约40~50%在上市后20年内退市,但指数年均收益率约为10%。像英伟达这样的新大企业持续涌现并主导了增长。因此才有了投资指数的说法。韩国也要营造生态,让从初创企业起步、一路冲上来并超越现有大企业的公司出现。
-资本市场的生态该如何改善?
△美国的风险企业约90%通过并购(M&A)回收投资,韩国约90%通过KOSDAQ上市回收。美国科技巨头即便拥有顶尖硕博专家,也难以跟上在野外拼死一搏的风险企业的创新,因此通过收购风险企业来创新。但韩国大企业不仅不收购风险企业,还一直掠夺它们的技术。本应对这种不公正行为施加巨额惩罚,却没有做到,生态因此失去活力。风险企业只能独自长大并执着于在KOSDAQ市场上市。本应由大企业去甄别良莠,结果由个人投资者承担,KOSDAQ市场因此变得脆弱。中小企业、风险企业、中坚企业大多没有成长为大企业的想法,这也是大问题。
-中小和中坚企业为何不愿成长为大企业?
△一旦成为大企业,包括对企业主的监管在内,将面临大约1万项新规,谁还愿意把企业养成大企业呢?参与连带或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一边批评财阀企业,却不提这些。在技术革命时代欧洲也在摸索,但欧洲至少还有旅游资源。对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事故追究过度责任的风气也有问题。
-有哪些阻碍创新的文化?
△世界上靠创新实现增长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很好地消化了新技术带来的副作用。美国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相关的死亡事故发生时,可通过损害赔偿来解决。中国则设定为:为国家增长而作出的牺牲不予追究。韩国则几乎固化为一旦出事就连最高层都要担责的文化。在过度追责的文化中开发新技术并不容易。结构调整推不动、公务员趴着不动的原因也在这里。韩国股票被低估的原因也可以从增长缺失中找到。
-韩国股票为什么被低估?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长期股指走势看,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近20多年都没有大幅上涨。韩国算是稍好一些。比较韩美企业,资产价值差别不大,但在成长价值上韩国非常低。企业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分红不多因而成为问题,这是对的。但决定性原因在于企业成长性不高。
-资本市场还有哪些问题?
△上市股票太多也是问题。相对于经济规模,上市股票数量恐怕属于世界最多之列。另外,个人投资者在韩国约占60%,而在美国仅约20%。美国是机构投资者为主投资的市场。韩国也推行过培育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政策,但被销售基金的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势力压制,未见成效。长期投资者不多,市场变成以对市场变化敏感的个人投资为中心,股价自然涨不上去。
-从台湾可以学到什么?
△台湾起初以中小企业为主追求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低于韩国,发展乏力。后来最近借助大企业TSMC,正与我们争夺优势。可以说引领韩国经济增长的也是三星。也就是说,只要有1~2家全球领先企业就能过活。
-为培育新增长动力,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看来十分迫切。
△美国也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由国家带头培育半导体等主要产业。虽然已经晚了很多,但现在也要清醒过来,由官民合作为2~3个像样的产业播下种子。失败的可能性很高,但如果害怕失败就什么也造不出来。必须找到真正出色的专家并委以重任,进行战略性培育。
-政府最近似乎集中于培育人工智能(AI)。
△虽有打造“主权(Sovereign)AI”的说法,但这也只是内需用。比起AI主流,更应在数据中心冷却技术、医疗器械等AI周边领域,找出我们哪怕稍具竞争优势的东西。
-如果要提出培养人才的方案。
△在知识产业时代,最需要的是高端人力。美国创新活跃的原因,是能够用上从全世界涌来的最优秀人才。美国有相当多韩裔教授,但即便国内大学有职位空出,他们也不回来。因为韩美的年薪差距太大。必须寻找像美国那样允许与民间企业兼职、哪怕在美国通过Zoom授课的办法。
-为开发新增长动力,官民应如何合作?
△官方要出面改变制度性基础设施。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激励问题。越往上走,干预、监管乃至政治问题都暴露出来,谁还愿意把企业做大?人才培养也一样。不建立激励体系而只是一味勒紧,什么都办不成。韩国经济也已经快到最后关头了。
◆He is…
1964年生于庆北醴泉,毕业于高丽大学经营学院,在纽约大学获得经营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历经高丽大学经营学院后转至首尔大学经济学部任教授。曾任韩国交易所市场监视委员会、总统直属国民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共资金管理委员会等的委员,并曾任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