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正处在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时期更为艰难的经济激流之中。高利率、高物价、高汇率的三重压力,叠加出口低迷与内需萎缩,冲击波正精准指向社会最脆弱的环节。近期个体经营者家庭的总负债本息偿还比率(DSR)高达34.9%,脆弱个体经营者第一季度逾期率达12.24%,创历史新高。
在这种现实下,政府拿出的举措之一是“长期逾期债权债务重组计划”。其构想是超越单纯的债务减免,将其作为开启重新出发之门的起点。对象为逾期7年以上、5000万韩元以下的无担保债务人113万人。若无偿还能力则注销债务,偿还能力明显不足者则提供比以往更宽泛的减免优惠。其宗旨是国家向长期被排除在正常经济活动之外的群体提供再度起跳的机会。
如果说以往的债务重组以“清偿”为中心,那么此次措施的重点在于转向以“恢复”为中心。这是一次试图不再打上断绝的烙印、而是重新书写复原叙事的尝试。正如茶山丁若镛所言“先体察困苦百姓乃统治之根本”,此次政策让人重新思考国家存在的理由。
然而,再好的政策若被现实之墙阻挡,也难免沦为空洞的宣言。实态调查显示,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该制度的存在,还有人因繁琐程序和数字门槛而放弃申请。特别是信用评分处于最低10%的人群连正规金融的门槛都迈不过去,被逼向非法私人金融。对于高龄者、残障人士、低学历者等数字弱势群体而言,以移动端为基础的申请系统反而成为另一道障碍。连说明都无法理解便被排除在外的现实,赤裸地暴露出我们社会的脆弱与失衡。
对于经历失业、疾病、家庭解体等多重危机的人来说,单一金融政策力有不足。由于债务减免之后,用于恢复生计和形成资产的基础依然薄弱,他们很可能再次陷入逾期的恶性循环。任何人都可能在人生某一刻陷入危机,因此这必须从社会安全网的角度来加以应对。
如今政策的理念应转化为制度的架构。第一,亟需建立事先探测逾期者并自动提供支援的系统。应利用健康保险、公共费用欠缴、福利受领信息等,前瞻性识别风险群体,实现“上门福利”。第二,应降低政策宣传的语言门槛,利用电视、广播、社交网络服务(SNS)等多种渠道,触及高龄群体和数字弱势群体。
第三,应构建支撑减免之后恢复的生态体系。金融教育、职业培训、资产形成、公共岗位对接、信用修复激励等多样支援应以一揽子方式提供。对按期偿还者应将删除逾期记录、金融优待等实质性激励制度化,并有必要积极引入与市民社会联动的“债务注销伙伴模式”。第四,政策成效应以受益者生活的变化、制度再利用率、社会成本节约等质性指标来评估。
现在正是转折的时刻。一个人摆脱债务枷锁、重新作为社会一员站立起来,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指明了整个共同体应当前行的方向。如果说经济讲的是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行动。“并非债务的终结,而是恢复的开始”这一新范式,才会是李在明政府能够留给韩国的最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