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当地时间),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以北三个街区处的街道。这条长6.4公里、被称为“K街”的道路上,尽管气温远超30度,写字楼的从业者们仍往来穿梭、一派繁忙。这里聚集了知名游说公司、律所和咨询企业,被称为“全球最大游说市场”,堪称“游说界的华尔街”。据称汇聚了全球顶级信息与人脉的K街,随着高举“美国优先”的唐纳德·特朗普第2期政府上台,正迎来黄金时代。一位在华盛顿活动的游说团体人士这样描述氛围:“由于美国政府正以关税等手段施压,外国政府和企业对游说人士的需求非常高。”
K街黄金期的到来由数字说明。据非营利政治资金监督机构Open Secrets 10日的报告,今年一季度美国游说公司的关税相关业务激增。今年1至3月,游说人士代理了215家关税相关客户。与去年关税相关客户为120家相比,增幅巨大。美国律所Akin Gump今年一季度游说部门收入(营业额)为1640万美元,同比增长18.75%,创历史最高。Akin Gump游说与公共政策业务联席负责人布莱恩·庞珀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关税和贸易上的强势举动,使企业在华盛顿发声变得重要。”“在20年的游说职业生涯中,从未这么忙过。”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曾任职的Ballard Partners一季度也实现了高收益。据Politico报道,该游说公司一季度收入1400万美元,较2024年一季度增长225%。
业界人士一致认为,“游说的力量”在近期获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减税法案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华盛顿一家律所的人士指出:“特朗普总统曾公开表示要取消半导体法案下的补贴,但减税法案中半导体税额抵免反而从原有的25%提高至35%,电池先进制造生产税额抵免(AMPC)的日落时点也没有像当初担忧的那样大幅提前。”“这是相关企业通过游说接触了辖区内设有相关工厂的议员的结果。”
在特朗普第2期政府中走红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人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公司,前来洽谈游说合约的全球企业和政府机构门庭若市。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曾工作十年以上的Mercury Public Affairs,与因“格陵兰问题”头疼的丹麦签下了为期4个月、26.3万美元的公关合约。面临特朗普收回运河威胁的巴拿马,据悉也在特朗普就任前3天与BGR集团的游说团队签下每月支付20.5万美元以上的合约。华盛顿一家律所人士透露:“由于接近特朗普核心圈层很重要,拥有有力人脉的公司合约单价比以前上涨了约两倍。”
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倾向于把一切外交当作“交易”来处理,游说的重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一位在美国开展业务的韩国大企业人士表示:“在美国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不做游说就难免在这方面处于不利结果。”意思是政府间的官方渠道固然重要,通过民间的迂回接触同样重要。在这种氛围下,韩国企业对美游说费用也呈增加趋势。韩国四大集团的游说支出去年合计达26亿美元(约3.56万亿韩元)。三星集团以7亿美元居首,SK为5.6亿美元,韩华集团为3.9亿美元,现代汽车为2.3亿美元。近来这些企业接连引进美国政府前官员,强化游说网络。不过韩国由于游说本身受法律禁止,专业人才和应对案例无法充分积累,局限也很明显。这正是“韩国政府和企业只是花钱多,却没有战略”这一批评的由来。据悉,因资金实力和信息不足,在寻找合适的游说公司和说服相关部门方面遇到困难的企业也不少。
也有人对游说持怀疑论。华盛顿一家团体的人士表示:“随着MAGA势力等美国草根选民团体的声音增强,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政界比以前更加倾听传统支持层或普通选民的声音、而非游说公司,这为游说怀疑论增添了分量。”
[美国的游说] 年43亿美元“庞大产业”的美国游说…在韩国却违法 1万3000名游说人士活跃其中 政策讨论 公务员→游说人士“旋转门”体系亦受质疑 韩国数次讨论但未制度化
美国游说制度的起源据称是1792年弗吉尼亚州一名退役军人向议会要求追加补偿时雇用了交涉负责人。此后历经230年发展,如今已成长为年规模43亿美元的庞大产业。美国的游说活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请愿权”保护。经过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1995年《游说活动公开法》(LDA)等,游说人士登记与活动内容公开被法定化。目前约有1万3000名游说人士在活动。
“K街”这一名称源自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以北3个街区的6.4公里道路。自1930年代起游说公司集中于这条街,因而被称为“游说界的华尔街”。
贯穿美国游说制度的特征是所谓“旋转门”体系,即政府高层与游说业界之间的人才流动。美国政府监督项目(POGO)的报告显示,2021年有36名国防部出身的前高级官员转投主要军工民营企业,部分人士直接转往自己曾主导签约的武器系统中标企业。随着对利益冲突的质疑扩散,也有声音主张应把限制公职人员退休后一定期间不得在相关企业任职的“冷却期”从现行1至2年进一步延长。
另一方面,韩国过去也曾数次讨论游说人士制度化,但未能实现合法化。1993年金泳三政府时期,国会制度改善委员会曾以“有必要在法律框架内处理游说”为由将其作为政治改革课题提出;2007年,国家清廉委员会(现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与韩国法务部着手相关法律修订工作,并一度推进至国会提出相关法案。2015年韩国法务部的委托研究报告也得出结论:“为保障国民请愿权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应使游说人士合法化。”但由于“只有大型企业和团体的声音会反映到政策中”的质疑、相关业界的反对以及国民情绪等因素综合作用,最终未能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