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07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通商秩序范式转换期,须制定以技术与经济安全为核心的韩国式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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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国发起的关税战等影响,国际通商秩序正在急剧变化。韩国国际通商学会会长、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许正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当前是全球通商秩序的范式转换期,实力逻辑与技术管制正成为核心机制”,“我们应以技术和经济安全为中心重整通商政策,制定并实施引领市场的韩国型通商战略”。许教授指出:“韩美通商谈判不只是单纯的互换游戏,而是两国在信任基础上设计实质性合作结构的第一步”,“应在最大限度减少我国企业损失的同时,把它变成将韩美关系升级为扩大产业、技术与安全合作的经济安全同盟的机会”。

——全球通商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大。

△全球通商秩序已发生本质变化。现在不是单纯的通商环境变化期,而是通商秩序的范式转换期。过去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多边规范体系决定贸易规则,如今技术实力与经济安全战略成为塑造新秩序的中枢。主导这一变化的国家是美国。特别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第1期的通商政策,是关税武器化的转折点。对中国产进口品征收最高25%的高率关税,并把对象从钢铁、铝扩大到洗衣机、太阳能板等。这给整个全球供应链带来冲击。

——特朗普第2期有何不同?

△特朗普总统在第2期启动的同时明确了“关税再武装战略”。对所有进入美国的进口品一律征收10%的基本关税,并以对美贸易顺差规模为标准征收对等关税。还对汽车、钢铁等按品目征收关税。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构建“针对全球进口的总括税体系”,可以说是既有贸易秩序与规范——自由贸易体制被削弱的信号弹。

——若要把全球通商范式变化变成机会,有何战略?

△我们也应以技术和经济安全为中心重整通商政策,制定把危机变为机会的主动战略。像现在这样被动应对,在全球供应链和技术霸权竞争中落后的风险很大。政府首先应以半导体、人工智能(AI)、电池等战略产业为中心启动定制型支援政策组合。不能只以发放补贴为中心,而要把扩大税制激励、大胆的监管改革、扩大贸易金融与出口保证、支持国际标准化、吸引核心人才回国等联结成一个体系。特别是要把确保技术超级差距的战略与通商、产业、人力政策有机连接推进。企业应超越单纯的产品出口或海外投资,着力主导全球商业生态系统创新。此外,还需推动生产基地多极化,扩大面向美国、欧洲、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多样市场的本地化战略。把危机变为机会的核心方案,是官民共同商议,制定并实施引领市场的韩国型通商战略。

——美国与中国就落实贸易协议的大框架达成了一致。

△中国解除稀土出口限制,美国则在放宽半导体出口管制、继续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层面达成协议。为避免全面战而以互换方式缝合。最近的美中谈判并非过去那种综合性贸易协议形式,而更具按单项议题互换的“模块型”或“相互交换型”谈判性质。这种谈判方式虽有助于部分缓和紧张,但不足以化解围绕技术霸权的根本对立格局。表面上看似缓和信号,实际上可以说是为下一阶段作准备的暂停,即战略性停顿。

——判断为暂时的战略性停顿的理由是?

△关税战推高了美国国内消费者物价和企业成本。中国则因出口放缓与内需不稳而面临工厂关闭和失业问题。在全球供应链动摇、美中两国经济都叫苦疲劳的情况下,双方选择了休战。但美国仍坚持在半导体、AI、电池等战略产业牵制中国的立场。中国也通过以内需为中心的“双循环战略”降低对外依存度,着手构建自主产业体系,两国间战略冲突的火种依然存在。这是两国贸易战的暂时缓和或战略调整,难以视为结构性矛盾的化解或完全休战。

——美国的关税政策对韩国贸易有何影响?

△韩国是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国家。集中于半导体、汽车、电池、钢铁等部分产业的出口结构对外部通商冲击非常敏感。特别是半导体、汽车、电池等占对美出口的约一半。这些品目直接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芯片法、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关税政策等影响。韩国的战略产业正成为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的直接目标。

——具体会给韩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

△比较特朗普第1期与第2期可以看出,关税政策的方向性及由此对韩国出口的影响明显不同。美国的关税政策在特朗普第1期为韩国提供了“缝隙机会”,到第2期则转为全方位施压结构。特朗普第1期的关税征收主要集中在中国产进口品上。由此,韩国受到的直接损害不大,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间接利益。随着中国产产品被挤出美国市场,韩国产汽车、电子零部件、机械类等发挥替代品作用,推动对美出口增加。实际上,韩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017年的179亿美元扩大到2021年的231亿美元。但特朗普第2期的关税政策要全面得多、直接得多。针对所有国家的基本关税与对等关税、按品目的高率关税等同时推进,韩国也开始受到直接影响。因此,不会再有特朗普第1期那样大的反射利益,反而很可能面临出口减少。特朗普第2期的大范围关税必然给韩国出口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韩美通商谈判具有什么意义?

△这不是互换游戏,而是两国在信任基础上设计实质性合作结构的第一步。在这一起点上,韩国应集中于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损失,同时把韩美关系发展为经济安全同盟结构。也就是说,这已超越单纯的关税调整问题。这是衡量今后韩国在美国产业、技术战略中定位为何种伙伴,在全球通商秩序变化中以何种地位发挥作用的分水岭。韩美两国彼此信任的程度、行动负责的程度,将决定能否超越短期成果、进化为结构性关系。

——美国表现出强烈意愿要减少对韩贸易逆差。

△去年美国在对韩贸易中出现史上最大规模660亿美元的逆差。为消除这一逆差,美国不只是单纯提高关税,而是同时要求韩国扩大自美进口并在美国境内投资。对韩国而言,与其无条件防守这一要求,更现实的战略可以说是提出部分前瞻性的扩大进口方案,并就相应的例外条件进行明确谈判。

——请说明现实的战略。

△韩国是半导体、电池、造船业等战略产业的核心制造国。在美国的全球产业政策中,是最紧密的合作对象。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良好的谈判牌。应在造船、核电、能源、半导体等领域提出两国合作方案,避免受到比其他国家不利的待遇。此外,也需提出逐步增加进口美国产清洁能源设备、液化天然气(LNG)等的方案。要求让韩国企业在应对美国当局的信息提供要求、认证监管等方面能够以可预测、负担较小的方式处理,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力突出我国企业已经在为美国国内经济作出贡献这一点。这将强化“韩国是在美国投资并创造就业的伙伴”的形象,也会提高在谈判中的利用价值。

——在对美谈判中必须确保哪些方面?

△第一是缓解汽车、钢铁等主要品目的关税负担。这是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出口环境的因素,应成为重要的谈判目标。第二是更本质的目标,即在与美国的通商关系中,让韩国不只是单纯的出口国,而是定位为扩大产业、技术与安全合作的战略伙伴。要让美国认识到,韩国不是通商关系中的单方面对象,而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产业、技术、安全的共同设计者。

◆He is…

1968年生于仁川,毕业于西江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自2008年起任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今年1月起担任韩国国际通商学会会长,同时还担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政策民间咨询委员、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经济政策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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