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创伤尚未愈合,高物价与高利率的双重压力又再次挤压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据金融当局统计,目前逾期超过7年的长期欠款人约达113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业、疾病、经营失败等外部冲击而丧失偿还能力的“非自愿逾期者”。长期逾期问题并非个人的不幸,而是在宏观经济环境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其解决之道也不应仅仅交由个人自救,而应视为全社会共同承担并加以解决的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定义:“贫困不仅是收入不足,更是能力(capability)的匮乏。”这指出了远比“没有钱”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长期逾期者不仅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还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多个领域丧失了“能够体面生活的机会”本身。这是一种限制个人尊严与社会参与的状态,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可用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对逾期者的排斥会转化为社会成本,带来消费萎缩、退出就业市场者增加、家庭解体、精神健康问题,甚至犯罪风险上升。个人的痛苦最终转移为全社会的负担。
反之,帮助其摆脱长期逾期状态、提供重新出发的机会,并不只是帮助一个人,还具有恢复全社会良性循环结构的效果。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行的“债务人重生计划”,不仅救助了借款人,还带来了刺激消费、稳定就业和地区经济复苏等积极成果。
有人担忧,减免债务人的负债是否对按时还款者不公平,认为这会产生“我这么努力还款是不是白费了”的相对剥夺感,并助长道德风险。这种担忧完全可以理解。但审视现实,这类担忧存在过度之处。
首先看公平性问题。现行债务调整制度本就将高收入者和高额债务人排除在外,并非无差别的优惠。它区分按时还款者与逾期者,并在逾期者内部按恢复可能性和必要性进一步细分。道德风险的担忧也与现实不符,因为长期逾期者大多并非故意不履行债务。据韩国金融监督院调查,逾期90天以上者中,超过70%是因失业、经营失败、疾病等非自愿因素而陷入逾期。他们大体上有偿还意愿,但已丧失偿还能力。此外,债务调整过程本身也并非轻松的出路,其伴随长期信用管理、分期偿还义务等严格的后续管理,很多情况下条件甚至比正常贷款更为苛刻。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有动机故意选择逾期。
逾期债务人积极参与债务调整制度,并非单纯要求免除负债,而是为了重生的迫切请求。因此,公共债务调整的扩大,应超越短期公平性争论,从长期系统稳定性与社会整合的角度加以看待。被放任的高风险债务可能扩大为整个金融体系的不良风险,最终也会以更高的金融成本转嫁给按时还款者。因此,公共债务调整不是只为债务人个人的政策,而是降低全社会风险的制度性保险。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凯蒂曾表示:“由债务造成的不平等,可能并非因为个人道德不足,而是因为制度与政策的失败。”扩大公共债务调整制度,正是为了减少这种失败、提高社会韧性的尝试。难以使用正规金融的人越是被推向高利率贷款业或非法私人金融,且这类人群越是累积,社会成本就越大。因此,在适当时点通过债务调整切断恶性循环、打开回归正常的通道,可以说是为国家经济稳定与社会整合所作的战略性投资。
我们的社会不会仅凭“强壮的环节”而稳固。正如“链条的强度取决于最弱的一环”,只有修复脆弱的环节,整体结构才能获得稳定。支援长期逾期者不是施恩或同情的问题,而是提高社会恢复韧性、强化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战略性投资。为了经济复苏与社会整合,现在正是正面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