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首尔江东区的一对70多岁夫妇不久前主动与儿子断绝了关系。原因是儿子按婚外情对象的要求企图将父母的房子转走,随后又被查出雇人对试图阻止的父母施暴。这对夫妇为应对平时担忧的情况,事先准备了公证遗嘱,以便在身后彻底阻断儿子主张继承而引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
通过遗嘱等方式提前阻断围绕继承的法律纠纷的“生前规划”,在韩国国内也正成为继承领域的趋势。不仅是遗嘱,利用信托和赠与等手段,在生前而非身后清除纠纷种子的需求也日趋明显。
据韩国法务部《2025法务年鉴》30日显示,公证事务办理总量从2015年的375万件减少至2024年的200万件,降幅达47%。这主要受委托书、合同等一般公证减少的影响。相反,法律界人士表示,随着继承纠纷增加,遗嘱公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法制研究院去年12月在《扩大公证制度适用范围方案》报告中预计:“遗嘱公证需由公证人直接确认立嘱人的真实意思和判断能力,因此难以被单纯的电子签名替代,今后公证需求将持续稳定。”此外,替代遗嘱的金融机构遗嘱替代信托规模两年内也增长了58%。
在海外,遗嘱已成为普遍的生前规划手段。据美国养老信息平台“Caring”2024年发布的问卷调查,约45%的55岁以上美国人持有遗嘱。此外,美国47个州允许远程电子公证,部分州还在法律上承认通过视频通话进行的遗嘱公证。随着遗嘱成为从结构上预防继承纠纷的机制,其撰写和公证程序都在不断简化。
美国年轻群体对撰写遗嘱的认知变化也很明显。同一调查显示,18~34岁人群的遗嘱持有率较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上升了50%以上。随着将宠物视为家人的文化扩散,在遗嘱中加入“身后照护指定”的案例增多,如何处理比特币等数字资产也成为新的考量。加之单人家庭增加,希望把财产留给亲近友人或团体的需求也在增多。分析认为,尤其是疫情之后,人们对突发事故或疾病的不安加剧,越来越多人希望通过遗嘱提前整理自己的意愿。
法国则在法律制度层面由国家直接以公共系统管理遗嘱。自1971年起运营“国家遗嘱登记处(FCDDV)”,使遗嘱可登记入国家网络,截至2020年登记量已超过1800万件。人去世时法院可立即查询,家人无须就遗嘱是否存在争执,从根本上降低了纠纷发生的可能。可以说,遗嘱已超越单纯的私人文件,成为维护公共秩序的手段。
在韩国国内,除遗嘱之外,利用信托和赠与进行生前规划也日益受到关注。法务法人Barun律师李应教表示:“继承归根结底是文件和证据的问题”,“正因为纠纷通常在身后才开始,生前明确设定资产流向与分配标准才是关键。”
近来尤受关注的方式是遗嘱替代信托。即以生前信托合同替代遗嘱,事先约定资产运用方式、受益人、分配条件等,身后自动执行。遗嘱替代信托按使用目的可分为一般型,以及向特定人附条件转移资产的限制型、应对失智等丧失意思能力情形的监护型等多种类型。
居住在京畿道城南市的60多岁女性金某,因担心与前夫所生子女和再婚配偶的子女之间发生继承纠纷,签订了信托合同。金某此前已写好遗嘱,但担心自己去世后仍可能演变为家人之间围绕遗产的争执,于是生前与子女和配偶商议后签订了信托合同。这是为了由本人直接决定资产走向并确保其得到执行。
遗嘱替代信托市场正快速增长。五大商业银行(KB国民、新韩、韩亚、友利、NH韩国农协)的遗嘱替代信托产品余额从2023年一季度的2.3万亿韩元增至今年一季度的3.642万亿韩元,激增约58%。这显示信托正从高净值人士的专属工具,扩散为中产阶层老年人的财产规划手段。曾任首尔家庭法院部长法官的法务法人Barun律师金泰义表示:“遗嘱在身后仍可能就有效性或真实性产生纠纷,而信托以生前合同方式执行,可从结构上阻断矛盾”,“在资产所有人具备判断能力时即可自行决定今后的安排,因此偏好信托的人正在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