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某在平常的某个下午,收到了华城市发来的一条意外的手机短信。查看内容后发现,那是一道要求“清理自己丢弃的废弃物”的措施命令。A某很困惑,他不禁怀疑:如此重要的行政命令,像与朋友互发的日常短信一样发送,是否真的合适?
市政当局的立场则不同。相关公务员主张,此前已多次以电子邮件发送同样内容,但A某不予理会,因此以短信送达也完全属于合法程序。可是真的如此吗?我们日常使用的便捷沟通手段,能否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国家机关的正式行政处分?
针对这一争议,韩国大法院于2023年提出了明确标准(韩国大法院2024年5月9日宣判2023도3914判决)。该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个案,更在于确立了数字时代行政处分送达方式的重要法律原则。
行政处分的效力,并不会因其内容合法而自动获得承认。与处分内容同样重要的是“如何”作出处分,即程序合法性。《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处分时,应当以文书形式作出。”这意味着,由于行政处分是对国民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行为,在传达方式上也要求慎重与准确。
那么,短信在法律上具有何种地位?
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短信属于“电子文书”。根据《电子文书及电子交易基本法》,电子文书也具有与纸面文书同等的效力。因此,仅凭短信这一形式本身,其效力不会被否认。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电子文书要作为行政处分的文书有效,必须取得当事人的同意(《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1款但书及第1项)。这体现了国民对以何种方式接收影响自身权益的行政处分应享有选择权的民主原则。
本案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某过去曾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同样内容的废弃物措施命令,却未提出任何异议。从行政机关的立场看,这可以被主张为“难道不能视为已同意以电子方式接收文书吗”。但韩国大法院未接受这一逻辑,认定“仅凭过去未对电子邮件送达提出异议这一情况,不能认定其同意以手机短信送达”。韩国大法院的立场似乎是,默认不能简单视为同意。
当然,法律并不以僵化标准规范所有情形。《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2款承认例外情形,规定“为公共安全或福利需紧急作出处分,或事项轻微的情形”,可以通过口头、电话、手机短信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非文书方式作出处分。但此类例外规定的适用非常有限。本案中,韩国大法院未认定存在这种紧急事由,因为要求清理废弃物的措施命令并非会危及生命或直接威胁公共安全的紧急状况。实际上,在大多数一般行政处分中,很难获得对此类紧急情形的认定。
法院的这种严格标准并非首次。过去在歌手刘承俊兵役相关签证拒发案件中,法院也曾认定以“电话通知”方式作出的行政处分违法。这显示了法院对行政处分送达方式的一贯原则。
当下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数字转型时代。政府也以“数字政府”为旗号,积极推进各类行政服务的电子化。通过在线办理民众事务、利用移动端的各种申请服务、运用AI处理行政业务等正日趋日常化。这些变化显然有积极一面:国民可以更快更便捷地使用行政服务,政府可以提高业务效率。尤其在经历新冠疫情后,非接触式行政服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不能只追求效率与便利,在像行政处分这样直接影响国民权益的领域更是如此。如果重要的法律义务或权利由一条短信或简单的在线通知来决定,就可能违背正当程序原则。
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意义在于重申了在数字时代也不会改变的法治主义基本原则: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效率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国民的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
行政的数字化是时代潮流,也是必要的变革。但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忽视国民权益与程序保障。真正的数字政府应当在运用技术的同时,在此基础上确立稳固的法律原则与民主价值。
A某收到的那一条短信,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但它提出的问题绝不轻。
我们想要怎样的未来行政?
是便利却可能恣意的行政,还是稍显繁琐但能确实保障国民权益的行政?
此次判决明确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