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27 | 서경IN

不是重置,而是被修正的国家 [李宝亨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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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而言,政策犹如指南针。方向明确,才能开辟道路、制定战略,也才能进行投资。但如今我们的企业却握着每逢政权更替就改变方向的指南针航行。前任政府推进的放宽监管或产业培育政策,在新政府时期被废弃或转向相反方向的情况反复出现。

脱核电与亲核电、风险企业支援政策的大幅扩张与政权更替后的缩减,就连半导体特别法或生物健康支援路线图这类产业战略在政权更替后也成为重新审议对象,这种现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可预测性与战略混乱。如果地方投资补贴、碳中和支援、环境监管缓行等在实务上影响经营战略的重要政策基调每五年就变一次,企业只能把生存置于成长之前。

在这种风气下,企业无法把自身核心能力集中于一处以打造成长动力,只能考虑政策风险、将资源分散到应对各种情景的防御性战略上。海外资源投资、风力发电、平台企业培育政策等随政权而起落的业务不在少数。政策方向性得不到信赖,民间投资就会萎缩,国家产业战略的动力也会分散。

这种政策被重置的文化,其根本问题在于“订正”的缺失。正如日本经营哲学家东浩纪在《订正的力量》中所说,订正是“在承认过去的同时,根据当下调整解释的能力”。需要的并非因政权更替而全面废弃过去的政策,而是继承成果、调整问题的文化。

为此,我们必须具备使“订正”成为可能的制度装置。每逢新政府成立时,能否以政策白皮书系统评估前政府的主要政策,并建立向国民与企业公开将继承什么、订正什么的评估体系?此外,在变更主要产业政策时分析其对企业现场的影响,以渐进调整取代急剧转向,并将征求意见程序义务化,建立考虑政策连续性的制度,似乎也是不错的做法。特别是在对经济影响较大的产业战略方面,也值得考虑设立民间共同参与的国家层面战略机构,并赋予其对新政策的否决权。

这样的体系并非遥不可及。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Energiewende)就是一个好例子。德国即便政权更替,也明确了到2050年的目标并维持核心基调,各届政权在此框架内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将政策订正的过程制度化、而非急促转向,其结果是企业得以稳定地推行以十年为单位的战略。

法国自17世纪财政大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倡导国家主导的产业培育战略以来,建立了“科尔贝主义式国家干预经济(dirigisme)”的政策传统,无论政权如何更替,都在核能、航空航天等产业中一贯延续国家主导的战略开发、公共采购的维持与技术投资,从而保持了产业竞争力。这也成为相关企业制定长期投资战略、发展关联产业的根基。

近来李在明总统留任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的决定值得关注。期待这不只是单纯的人事留任,而是成为一个宣言的起点——承认前任政府的政策中也有应当延续的部分,将守护政策的连续性。若此类务实决定不断积累,我国如今是否也能通过“订正”而非“重置”来推行产业发展战略,企业也能制定可预测的经营战略?

重置抹去记忆,订正则让记忆存续并更新当下。期待以继承成果、修正错误的“订正之力”,形成民间可以信赖并跟随的政策,克服当下的经济危机。唯有如此,企业才能重新专注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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