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领先的美国和日本开始为过度行使股东权利踩下刹车。行动主义基金滥用诉讼、要求过度的股东回报,导致企业竞争力受损,两国正加紧强化防御机制。
据25日投资银行(IB)业界消息,美国企业近来在公司章程中明示审判管辖约定条款的案例增多。这是事先规定股东相关诉讼只能由特定法院审理的制度。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法律不同,股东可以在对自己有利的州对企业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胜诉的可能性相对高于企业。
2013年特拉华州法院在锅炉工养老基金诉雪佛龙案中认可该条款的有效性,成为转折点。法院判决称:“董事会通过公司章程指定特定种类的股东诉讼只能在特拉华州法院进行,在法律上是有效的。”这为股东寻找有利于诉讼的审判部门、在多个州同时提起诉讼以施压企业的行为踩下刹车。此后杜邦、彭尼百货等多家企业引入了该条款。据特拉华州政府统计,截至去年,《财富》500强企业中约68%将法人注册地特拉华州指定为审判管辖地。特拉华州企业友好型判例较多,并设有公司法专门法院,被评价为可预测性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在2020年大幅强化了股东提案的资格要件。这是1998年最后一次修订后22年来的举措。持股期限不满2年的股东,须持有至少2.5万美元以上才具备股东提案资格。同时禁止不满足资格要件的小股东集合持股共同提案。SEC解释称,这是“为减轻因滥用股东提案而给企业和其他股东带来的时间与成本负担的措施”。事实上,通用汽车(GM)曾抱怨审查一项股东提案需要耗费75小时。
日本在着手改善治理结构、化解股价低估后遭遇副作用,随即匆忙整顿制度。曾为日本制造业象征的东芝被行动主义基金牵着走,丧失企业竞争力乃至经营权,成为决定性契机。日本政府去年引入了外国人投资审查标准(取得1%以上须事先申报)等监管,旨在防止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企业成为敌意并购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