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普遍期待,Commercial Act修订能够阻止损害股东价值的重复上市等资本市场内不合理惯例,提高企业透明度和内部控制,最终提升企业价值。但也有担忧认为,这会削弱大股东的力量,使企业暴露于敌意并购(M&A)威胁之下,并阻碍企业快速决策,反而妨碍创新。判断由政府和执政党主导的Commercial Act修订这一大趋势难以扭转的产业界,正把希望寄托在“打包交易”上,即在删除毒丸条款的同时,一并推进能够振奋企业士气的配套立法。
25日,资本市场对旨在推动企业价值提升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内心抱有期待。若Commercial Act修订为一般股东建立法律保护基础,企业也将作出忠实于股东(投资者)利益的决策。也有观点认为,长期被指为韩国企业痼疾的不透明决策和以大股东利益为中心的经营,也可通过Commercial Act修订在相当程度上被阻断。对于重复上市导致原有股东受损的情况,修订后的Commercial Act同样能起到保护装置的作用。
行动主义基金聚焦于此类“正面功能”,在Commercial Act修订阵营中发出一致声音。不过产业界和专家提出担忧,认为Commercial Act修订未必会如初衷那样仅带来企业价值上升。尤其是,觊觎短期价差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有可能试图侵夺经营权。
若Commercial Act修正案通过,将强制引入△累积投票制义务化 △监事委员分离选任等制度。累积投票制是在选任两名以上董事时,按每股赋予相当于待选董事人数的表决权的制度。目前对资产2万亿韩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已属义务事项。虽可通过公司章程予以排除,但Commercial Act修正案禁止这样做。若法案通过,主要股东可通过分散表决权集中投给特定董事的方式掌控董事会。事实上,对冲基金卡尔·伊坎曾于2006年进入KT&G董事会,要求提交会计账簿等,并通过抛售股票和分红获得接近1500亿韩元的价差收益。
在组建监事委员会时,将大股东(含关联人)的表决权限制在3%,同时把须分离选任的监事委员由1名扩大至全体委员的方案,甚至隐含泄露国家核心技术的风险。因为作为股东进入的投机资本一旦成为监事委员,便可获得公司的调查权、监查权、请求召集股东大会的权利,乃至提起各类诉讼的权限。若Commercial Act修正案通过,金融资本不仅将占据可以买卖公司主要资产的董事会,还将掌握监查权,并可以“未代表股东利益”为名义,通过无差别诉讼把经营层送上审判台。
产业界一位高层人士表示:“监事委员分离选任加上累积投票制、3%规则,破坏力相当大”,“有说法称对冲基金可能瞄准脆弱的韩国市场,筹备100万亿韩元弹药,展开对大企业的猎捕。”他接着补充说:“行动主义基金的算盘是,一旦出现敌意并购案例,股市过热,KOSPI指数甚至可能冲上5000点。”归根结底,行动主义基金追求的并非企业价值提升本身,而是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投资收益。某家企业股价因行动主义基金干预经营权而起伏,待大规模资本撤出后,损失可能全部由小股东承担。为小股东而进行的Commercial Act修订反而可能成为毒药。
产业界尤其预计,在规定董事忠实义务对象的Commercial Act第382条之三中,除公司之外追加“股东利益”的修正案,将成为金融资本以股东身份进入后进行无差别诉讼的法律依据。若Commercial Act修正案保留该条款并在国会通过,快速应对世界产业变化的韩国式速度经营很可能消失在历史之中。目前出口第一的半导体产业,Samsung Electronics在1983年首次宣布进军,但到1987年首次实现盈利之前,累计亏损超过当时的1400亿韩元。作为未来产业核心的电池业务,LG化学2000年进入汽车电池领域,相关产业开花结果也用了15年以上。此类投资从公司角度看获得了长期利益,但从追求短期价差的股东角度看则成了只有亏损的业务。按照Commercial Act修正案,这将成为侵害“股东利益”的案例,蒙受损失的股东可以对董事提起损害赔偿和渎职罪等控告。
产业界认为,由政府和占绝对多数的执政党主导、并获得资本市场支持的Commercial Act修订本身难以阻止。因此期待出现“打包交易”,即在防止Commercial Act修订副作用的同时,配套立法同步推进以增强产业界力量。产业界人士表示:“为减轻董事的决策负担,应在刑法一般渎职罪中加入安全装置”,“如果遗产税、赠与税改革等振奋企业士气的方案能与Commercial Act修订一并推进,经济界的抵触情绪也会减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