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韩国重新增长(Make Korea Grow Again)。”
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朴宰完2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我国若要克服人口冲击、到2050年实现年均2%的增长,就必须比现在工作更多,或者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增速。”他主张“实现增长的唯一选项就是靠创新提升生产率”,并将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透明度列为首要改革课题。他同时建议:“应积极说服劳动界等核心支持群体,让他们一同参与为更美好未来而作出一点让让步的改革,支持李在明总统。”他曾在李明博政府担任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和企划财政部长官,现任经济教育团体协议会会长。他高度评价李在明总统就任后会见主要企业掌门人时承诺“将大胆清理不必要的监管”。另一方面,对于已基本定调为普遍性支援的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他担忧会引发道德风险等副作用。
——李在明政府在经济与安保复合危机中启动。您认为新政府和李总统最主要的职责与角色是什么?
△可以用“让韩国重新增长”这一口号来概括新政府的职责。如果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么李总统当前的处境是必须把所有政策的焦点放在增长上。因为要扭转潜在增长率下滑,通过结构改革提升生产率迫在眉睫。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今年的分析,我国若要克服人口冲击、到2050年实现年均2%的增长,每周须多工作6.4小时,或者将仅为1.5%的生产率增速提高到3.3%。唯一的选项就是靠创新提升生产率。全球上市公司中,约2%的创新企业占据了营业收入、息税前营业利润(EBIT)和市值的一半以上。也有统计显示,在美国、德国、英国,约2%的领先(standout)企业对本国生产率提升的贡献高达63%。李总统已获得执政党大幅超过在野党这一有利于国政运作的条件,希望他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即便眼下艰难,也应说服国民为更美好的未来一点点让步、共同参与改革。尤其重要的是说服包括劳动界在内的核心支持群体。
——为实现李总统大选的第一项承诺“引领世界的经济强国”,首先应落实的课题是什么?
△制定和执行所有政策时,都应把经济增长置于中心。要实现增长,就必须确立公正而富有活力的制度与规范,使贡献与回报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强化经济主体的激励与责任,促进努力与创意。特别是应把不花钱的监管改革,例如缩减利益集团的既得权益、摆脱“保姆国家”、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透明度等,作为首要改革课题。
——被视为增长障碍的低出生率问题,解决之道何在?
△经济激励是必要的,但仅靠它并不充分。应开展教育与宣传活动,弘扬“家庭是共同体的车辖,也是自我实现的前提”这一认识。正如车辖防止车轮子脱落,家庭使共同体得以持续,应突出家庭是劳动意愿、储蓄动机以及责任与自助意识的源泉。同时也要摆脱家长制等陈旧的文化与习俗。例如,首先应提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处于末位水平的男性家务与育儿分担率。此前一直被视为禁忌、在OECD中处于最低水平的远程办公,也值得积极研究向育儿期父母推广,以减轻通勤负担并允许灵活选择工作时间。
——李总统就任已过20天。最积极的部分和遗憾的部分是什么?
△我想把会见主要企业掌门人和经济团体负责人时承诺“将大胆清理不必要的监管”列为最积极的表现。至于遗憾之处,现在谈还稍显为时过早。
——企业期待的监管破除是什么?
△应把政策框架从“低路”转向“高路”。换言之,要从划一化、过度监管和无差别支援的落后框架,转变为以市场友好型监管和甄别式、定制化支援为中心的先进框架。问题在于脱离发达国家标准、束缚企业活动的划一化过度监管。应破除那种设定千篇一律标准、随意砍掉企业手脚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式监管,恢复成长阶梯。
——若要举出当下最紧迫的监管改革课题?
△应降低金融、旅游、医疗、法律等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门槛、拆除围栏,加快创新并催生新产业。也不能滥用迎合大众人气的价格管制。像大型超市强制歇业那样只讲名义的纸上空谈,以及应急式、草率疗法所产生的不合时宜的监管,应大胆废除。还应大幅降低随工龄自动加薪的年功工资(工龄薪级制)比重,提高按绩效或岗位价值决定薪酬的比重。相比台湾、日本等竞争对手已高出许多的人力成本,如今也到了合理化的时候。
——美国、中国等在国家层面积极支援本国企业,我们在企业支援上是否过于消极?
△金融、税制等对企业的直接支援固然重要,但如前所述,应在大胆破除监管的同时,着力强化企业的活动基础。比如,为使企业能够抢占未来技术,应动员国家全部力量培养引领人工智能(AI)、生物、新再生能源、下一代移动通信、融合复合材料等新产业的核心人才。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并强化防止我们核心人才外流的对策,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为抢占未来技术,政府应做什么?
△必须提高大学在招生名额确定和预算执行等方面的自主权,才能把海外科技泰斗引入我国大学。只有这样,在国内培养下一代核心人才才成为可能。此外,应大幅强化产学研网络,使促进共享、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在产业界牢牢扎根。充实半导体、核电、国防、造船等战略制造业以及材料、零部件、设备的源头与核心技术研发(R&D)也很重要。为使企业抢占未来技术的努力可持续,还应缓解家业继承负担。对继承评估额加算20%的最大股东加价评估制度是毫无依据的惩罚性税制,理应废除。
——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和货币升值要求,应如何应对?
△参考中国、英国等先例,与其单方面让步或100%防守,更可取的是把重心放在有给有取的谈判上。因此,应优先努力细致挖掘与美国“可合作共赢的领域”,确保折中空间。还需利用现有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多边贸易的国际规范来强化谈判能力。应降低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非关税壁垒,以此为改善国内产业体质创造扭转局面的契机。在坚持汇率由市场原理决定这一立场的同时,应确保外汇市场干预的透明度,并着力稳定运营外汇储备以应对汇率剧烈波动。
——国防费和防卫费分担金增额压力等安保问题也与关税谈判交织在一起。
△韩美贸易谈判具有超越经济谈判、与外交安保相互交织的复合谈判特征。特别是造船与国防产业可谓“安保与产业的交叉点”,可期待其发挥谈判突破口或杠杆作用。美国当前急需弥补造船能力并削减成本。从这一点看,韩美造船合作对韩国而言不仅意味着支援同盟国美国的产业,还可能成为同时实现订单获取、市场扩大与产业升级的良好选择。若能实现这种韩美共赢合作,也有可能缓解美国的防卫费压力。不过,美国可能把造船合作与防卫费视为两回事,技术转让或美国国内就业减少的担忧也可能成为谈判障碍,因此切不可乐观。
——对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基本定调为普遍性甄别支援,您如何评价?
△为提振景气,追加更正预算是必要的,但财政余力有限,因此遗憾的是,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本应限定于生产性用途,并控制在必要的最小规模。向全体国民发放最少15万韩元、最多50万韩元民生恢复支援金的普遍支援决定中,还纳入了地域货币发放,这尤其令人担忧。无差别的全方位支援不仅效率低,还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等,副作用反而更大。
◆He is…
1955年生于马山,毕业于釜山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以行政高试第23届进入公职,曾任财务部事务官等。此后获哈佛大学政策学博士学位,在成均馆大学讲授行政学,并以大国家党比例代表议员身份进入第17届国会。李明博政府时期曾任青瓦台政务首席、国政企划首席,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和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现任成均馆大学理事长、经济教育团体协议会会长、韩半岛先进化财团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