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金容范任总统室政策室长之前、担任Hashed Open Research代表的时候。面对“通过总量监管来管理家庭负债是否恰当”的提问,他回答:“应当看家庭负债增加的根本原因。”金室长认为,家庭负债剧增的背后,是国家债务未大幅增加。其意是,如果政府适当运用国家负债去支持创新技术、构建福利体系与收入安全网,家庭举债勉强维生的情形本会少一些。他还说过“(政策制定者们)不学经济学”。
英国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将家庭负债增加的现象称为“民间主导的凯恩斯主义(privatized Keynesianism)”。如果说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由政府举债维持家庭购买力,那么在民间主导的凯恩斯主义中,家庭承担了这一角色。反过来看,家庭与政府之中总得有一方承担适当水平的负债,才能创造有效需求。韩国也存在类似案例。外汇危机后金大中政府为刺激内需而鼓励发放信用卡,银行因企业贷款受损后又大幅降低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在内的家庭贷款门槛等。
通过信用卡刺激景气,以产生数百万信用不良者而告一段落。家庭贷款则仍在进行中。但内情并不简单。在韩国社会,家庭贷款的成因立体而复合。它不仅是支撑房地产价格和景气的工具,也是资产增值与养老准备的核心手段。某种程度上,公寓替代了政府不足的福利。著有《韩国福利资本主义的历史》一书的金道均教授将这种状况定义为“基于资产的福利”。
事实上,自卢武铉政府之后开始急剧扩大的江南与江北、首尔与地方之间的住宅价格差距,造就了新的上流阶层。即便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一个家庭的收入、资产与阶层也会因在哪个地区购买了哪套公寓而不同。在此过程中,家庭贷款成了跃升一级的阶梯。这正是当局以抑制房价为名收紧家庭贷款时,“难道是只让现金富人赚钱吗”的不满倾泻而出的背景。
或许正因如此,李在明政府强调财政的作用。其主张是,要解决已逼近极限的家庭负债和不断下滑的潜在增长率问题,政府必须出面。逻辑还在于,在相对不足的社会安全网建设上,政府也需要尽到本分。恰逢全球关税战,今年韩国的增长率预计仅为0%区间。
不过财政有其限度。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美国亦不例外。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上月以国家债务过多为由,将美国的信用等级下调一档。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摇摆不定的关税政策下,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年利率5%。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2022年推行不成熟的减税政策,导致国债收益率暴涨,上任44天便下台。
考虑到不可持续的家庭负债、景气萎缩以及全球技术霸权竞争,笔者同意应扩大财政作用的方向。关键在于程度。正如过度依赖家庭负债造就了如今这一畸形结构,过度依赖政府也可能招致另一场危机。此时需要的是债务路线图。必须有超越未来10年、面向30年、50年的长期蓝图。
李在明总统今年4月表示:“财政困难是事实,但增税或减税并非可以轻易决定的事。”若是不增税的财政扩张,就必须展示韩国经济能承受多少。需要的是切实的数字与数据,而非进步政府的低估或保守政权的高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今年韩国一般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负债比率为54.5%,低于美国(122.5%)、德国(65.4%),与澳大利亚(50.9%)、新西兰(55.3%)大致相当。要让李总统的实用主义发光,无论是家庭还是政府,首要课题都是尽快做出债务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