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总统面临的课题极为艰巨。需要为大团结采取可见的措施。归根结底应是经济问题。形势并不轻松。目前有编制追加预算的说法。这能扑灭眼前的火,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部分人士担忧“委内瑞拉化”。若执着于基本收入发放等“基本”系列,也确有可能。我想建议的是:不要事事亲揽,而应重视现场、彻底赋予地方自主性、制定基于人口结构的代际政策。
增长政策显然有其局限。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是过去50年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所造就的结果。即1985年广场协议带来的美国美元经济主导权延续、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所加速的全球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的世纪级放水,这三件事。由此全球经济规模按总量计算年度突破100万亿美元。但在2013年全人类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之后,世界增长率降至3%以下。这是传统工业化结束后的自然现象。
美国主导的反全球化也是问题。世界经济活动中进出口所占比重年均为47.4%(2007~2023年)。可见进出口牵引了世界发展。我国也适当利用全球化,取得了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惊人成果。进出口比重为77.3%,虽不及香港或新加坡,但正在确立作为对外经济通商国家的身份。今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以来,世界更加显现保护主义色彩。
岗位有可能减少。经济的核心是通过工作创造收入,并通过消费延续生活。这一循环结构正在碰壁。一层商铺的空置明显增多。随着全球数字化,即便不特意前往门店也能轻易买到商品。随着正在进行中的人工智能(AI)实用化,岗位消亡加速。信息的收集整理、简单作业的体系化等,正在夺走众多职业群体。这与商铺空置一样,正严峻地逼近我们。
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增长动因目前已经枯竭。获取殖民地等资源的新发现或再配置、提升文化的亲经济性、核心新技术的发现,以及政策的划时代变化,能做的都已尝试过。特朗普总统觊觎格陵兰,恐怕也是为了获取资源以维持美国国内的增长。在我国,监管改革如同药方里的甘草,常被提及。真的只是因为监管吗?效果将是有限的。
即便是天下的总统,在全球性供给过剩之下也没有妙招。最终必须不分执政党与在野党,依靠综合性的集体智慧找出并践行解法。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指数比世界平均高出约30个百分点。贸易的经济影响力是绝对的。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开拓具有有效需求的出口地。说来容易做来难。必须提高公共机构派驻的当地外交机构的效率。应构建并激活各大洲的据点公馆,至少能及时确认当地需求。积极利用韩商组织和韩国留学生出身人士的方案也应体系化。
另一点是重视内需。作为首批大学生比例达10%的一代,婴儿潮一代正在退休。应将其消费力用于刺激内需。应设立诸如代际政策部之类的机构,为社会新人提供社会立足支援等,制定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强化中坚世代的方案。地方振兴也很重要。日本虽被称为失去的30年,却在内需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它将国土革新为现代化的生活场所,改善居住环境,把地区变成游客自然而来的地方。应让地方的政策负责人提高自主性来推进政策,而非单纯执行中央指示。希望不要贪多,而是从夯实内涵的易事开始彻底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