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me事件是政策部门的失误吗?还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或者是消费者保护部门?”
金融当局一位实务人士就新政府上台后成为焦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指出:“学界的‘韩国金融监督院分离论者’完全不了解实务,只是在书桌前空谈主张。”
Lime事件的发生源于2015年韩国金融委员会以激活私募基金为名大幅放宽相关监管(政策失败)、监管当局未能及时掌握Lime资产运用的“拆东墙补西墙”实情(监管失败),以及尽管属于高风险产品,却放任银行和证券公司将其包装成稳健投资渠道进行销售(保护失败)。
执政党的金融监督院分离论前提是,这三项职能交织在一起导致责任推诿,由此扩大了损失。但这里存在一个决定性盲点:即误以为只要明确划分职能,责任自然也会随之划分。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秋美爱议员在担任韩国法务部长官时期,反而将作为监管职能最后责任线的检察机关侦查职能大幅分散。
对近代官僚制权力结构作过细致分析的马克斯·韦伯主张,责任并非单纯依职能而定,而是随制度上被正当化的权限而来。为防止Lime之后接连发生的Optimus、衍生结合证券(DLS)等各类“事件”,若将上述三项权限分散,职能(部门)之间的责任推诿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法律与预算独立性得不到保障、水平制衡机制不起作用的韩国式官僚制中更是如此。因部门壁垒而在事后处理问题上耗费的不必要时间与混乱则是额外代价。
在韩国官僚制中同时拥有最强权限与责任的存在是总统。那么,若要负责任地推进投资者保护,是否应将该职能设计在最接近总统的位置上?毕竟新政府已将资本市场活性化纳入国政运营的核心议程。金融投资协会等资本市场相关机构提议的新设总统直属指挥中心,也可作为值得参考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