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与“所有人”这两个概念,进入AI时代后其含义正在被全面重构。这不仅是术语的重新定义,更是要求宪法秩序结构转型的思考起点。
我们时代的“基本”已不再是最低生存的保障。传统上,“基本”被理解为维持人的生命、守护尊严所需的最低条件。粮食、居住、教育、医疗、劳动等,是这种以生存为中心的福利国家基本权体系中的核心构成要素。然而,今天的AI技术正依据是否“技术性参与”而使人的生活条件出现分化,它左右的不只是单纯的生存,而是社会归属感与判断能力本身。在AI替代或辅助人类决策结构的环境中,“无法接近技术”即意味着“社会性排斥”。因此,新的“基本”不应是免于技术的保护,而应是通过技术实现实质参与的保障。
“所有人”意味着实质性的可及,而非形式平等。“所有人”一词表面上具有包容性与平等性,但实际上也存在掩盖结构性不平等的风险。技术基础设施与教育、语言能力、经济能力、地区差距等,对能否接近AI技术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果“所有人的AI”仅停留于开放服务这一层含义,社会弱势群体仍然只能被边缘化。真正意义上的“所有人”,必须超越形式平等,被设计为可以实质性接近和使用的权利。为此,必须同时配备数字接入权、AI素养保障、定制化公共服务等积极的政策手段。因此,所有人的AI应当成为全体国民在使用AI服务时不受限制或歧视即可使用的AI服务。从这一点看,有必要将AI基本权承认为实质性的社会权利。
如此,AI时代的“基本”是技术与权利的结合。基本已不再是社会保障制度内部的概念,而应成为面向整个技术社会的设计原则。这不是无权利的技术引入,而是以权利为前提构建技术社会的范式转换。由于AI是中介人类生活、结构化判断的工具,技术本身便作为具有宪法意义的存在条件而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AI基本社会”应被理解为普遍保障对AI技术的接近、控制、使用、要求说明、提出异议等权利的数字社会契约体系。如果传统社会契约以劳动结构为根基,那么基本社会中的社会契约就必须构成适合数字环境的契约内容。由于这是通过AI实现的世界,若不能妥善运用AI,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排除。从能够接近AI的环境与不能接近的环境来看,AI可能成为一种权力,因此必须成为一个使这种差异不扩大为歧视、AI基本权得到实质保障的社会。
法律与宪法必须超越“没有技术的基本”。既有宪法理论一直把技术视为外部因素,多数以免于技术的保护这一“防御性权利模式”为基础。但在AI社会中,技术成为实现基本权的手段与条件。受教育权在没有AI导师的情况下也难以实现,在行政信息基于AI提供的时代,只有能够接近技术才能行使权利。也就是说,AI既是权利的内容,也是权利的方法。因此,法律现在必须摆脱没有技术的基本权逻辑,转向由技术扩展权利的模式。
“所有人的AI”是新社会契约的条件。传统社会契约以“税收与福利”“劳动与安全网”的交换为中心构成。然而AI社会的基本契约必须由“数据与权利”“接近与参与”“技术与责任”这样的新组合构成。此时,“所有人的AI”是一个宣告性概念:AI技术不是部分企业或国家权力的所有物,而是全体公民平等接近、参与设计并共担责任的公共资产。法律与政策应依照这一新契约的语法,明确内置技术公共化、公民参与制度化与公平分配的原则。
“所有人”与“基本”是AI时代的宪法基础。归根结底,“所有人”重新定义技术包容的对象,“基本”重新定义由技术构成的生活条件。全体国民应能享有平等而幸福的生活。应成为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基本的生活。然而现实中存在差异。因此,AI基本社会是以这种对“所有人”与“基本”的再发现为基础,重新设计技术与权利的关系、为新民主主义奠定基础的尝试。
如果不能将这一概念转换制度化,AI技术就有沦为排斥工具而非权利工具的风险。因此,作为全体国民都能基本享有AI的社会,AI社会的重大意义应在于保障对AI的接近与使用不受限制的AI基本权。今后,AI基本权应成为一切政策与立法的哲学与宪法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