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韩国大法院作出扩大通常工资范围的判决(判断标准中剔除固定性),令企业陷入巨大混乱。因为2013年韩国大法院“附条件的定期奖金不属于通常工资”的判断被一举推翻。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预计,按变更后的通常工资口径,企业新增承担的人力成本规模约为6万8000亿韩元。近期首尔市公交工会与资方、首尔市之间的矛盾也源于新的通常工资标准。
劳动法自1953年制定以来,大框架未曾变动,被称为停留在50年代的“工厂时代劳动法”。顺应产业与技术变化、修改僵化法律制度的诉求,一直以“劳动改革”之名喷发。但本次大选中,没有任何候选人提出涵盖劳动整体的宏大改革蓝图。
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25日消息,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国民力量候选人金文洙、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的十大承诺中均无“劳动改革”这一关键词。
有观点指出,历届政府劳动改革的失败令大选候选人担忧选票,难以提出“大胆蓝图”。劳动改革与国民生活直接相关,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以及劳方、经营界与政府的充分社会对话。利益冲突尖锐的劳动法与制度,应以劳动改革这种打包交易(Package Deal,即按议题达成共识、相互让步以实现整体一揽子解决)的方式加以变革。然而金泳三政府强推劳动法修正案,引发劳方总罢工。朴槿惠政府虽在2015年达成劳资政大妥协,却因推动两大指南(低绩效者一般解雇、放宽就业规则变更条件)而失败。尹锡悦政府在制度改革受阻后,急转向招致劳方反对的“确立劳资法治主义”。
多位专家担忧,“陈旧的劳动法与制度”剥夺了劳资自主性,加大了现场的不确定性。与海外不同,我国基本工资低、津贴多,在这种畸形工资体系下,通常工资引发了大量劳资矛盾与法庭纷争。但它却被批评受到忽视,以至于并非由《劳动基准法》而是由该法施行令加以规定。《劳动基准法》规定“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一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一周40小时加12小时延长工作构成的工时制度即“每周52小时制”。每周52小时制面临“统一规定工作时间是否合适”的质疑。占全部企业90%以上的中小企业,难以按时、日、月、年为单位细化工时系统。也无法反映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现场需求。最终韩国大法院在去年12月判决,延长工作时间应按一周而非按日计算。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李政民建议:“与工作时间挂钩的工资体系会让劳动者工作更久”,“基于生产率的报酬型工资体系则会让劳动者高效工作”。
关于现行劳动法与制度无法应对未来的指摘也不断出现。韩国银行在2023年的报告中预测,国内约12%的岗位(341万个)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大选候选人在强调人工智能(AI)岗位的同时,并未就AI将造成的岗位消失提出明确替代方案。
平台从业者的劳动者身份问题是劳动市场的焦点。围绕平台从业者是否可视为《劳动基准法》上的劳动者,争论激烈。因为对劳动者身份的判断存在分歧。韩国大法院去年7月认定叫车服务“Tada”的司机为劳动者。相反,韩国雇佣劳动部今年1月未认定酷澎配送司机(Quick Flexer)为劳动者。劳动学界担忧,利用AI技术的算法“劳动控制”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但有批评认为,李在明与金文洙候选人在承诺中表示“将制定单独立法保护平台从业者”,从而迂回绕开了劳动者身份判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