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日(当地时间),在美国白宫战情室,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国防部长盖茨等美国行政当局主要安全事务人士,通过卫星实时画面注视着清除本·拉登的行动——Neptune长矛行动的过程。随着这一场景的照片公开,展示了美国总统作为军队统帅如何指挥世界最强美军,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从照片可以看到,不仅是四星上将,连奥巴马总统也把最便于观察画面的位置让给了实际下达命令的空军准将。推测原因在于他被赋予操作战情室主要装备、必要时与现地部队联络的任务。美国当地媒体评价称,基于各自角色的“平等对话”得到了实现。
美国的这一面貌,对于第21届总统选举前最受关注的职位之一——下任国防部长的任命,具有很大启示意义。因为12·3紧急戒严事态充分显示,军队组织的决策并非基于合理程序,而是基于以陆军士官学校这一特定学缘为主构成的私人网络,从而对国家和国民构成了巨大威胁。更何况这是继新军部1980年5·17紧急戒严扩大至全国措施之后44年来的第二次戒严令,又一次由陆军士官学校出身者主导,国民对军队的不信任已达到顶点。
历经1961年5·16军事政变和1979年12·12军事叛乱之后的1987年六月抗争等民主化过程,文官统制在制度上得以实现,但事实上并未真正落地。军事叛乱之后军人出身者垄断历届国防部长职位,就是依据之一。
现役军人不能担任身为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但退役成为预备役后即可担任。因此,担任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或各军参谋总长期间,上午退役、下午即刻就任部长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 50位国防部长中民间出身仅“五次” 自1963年第三共和国以后,再未出现民间人士出身的部长。从首任国防部长李范锡到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历届50位国防部长中民间出身仅有五次。从现役将领直接转任部长,或退役仅一年左右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对国防部长“穿西装的军人”的批评不绝于耳。
因此,在因12·3紧急戒严事态余波而举行的第21届总统选举之后,是否会诞生首位文官出身的国防部长,成为关注焦点。文官统制是军事学与政治学的原理,即将国家军事及国防政策的决策权赋予民间(政治)人士而非职业军人。
然而有一处重要之点,即对国防文官化核心关键词的“误解”。我们把国防的文官统制以美国为范例。美国以法律规定文官国防部长的任命。军人出身者须在退役7年之后才可获任命。这是为使部长不受军队利害关系束缚、代表国民控制军队的安全装置。正因如此,美国存在士兵出身的部长。
美军内部也有强烈意识,认为应尊重由总统和民间出身部长实施的文官统制。正因如此,将官出身的部长仅有3人。这种情况也与我国大不相同。第3任美国国防部长、陆军元帅乔治·马歇尔在退役后积累了国务部长等政治人物经历,在退役7年之后才就任国防部长。
不过,拜登总统任命的第28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陆军上将)和特朗普政府第1期任命的第26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海军陆战队上将),退役分别仅4年和3年,任命为国防部长存在较大争议空间。
所幸在特朗普政府第1期启动前,7年禁止条款的“豁免法”在国会通过,两人经过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例外认可”同意的程序后获得任命,因此没有法律争议。
━ 美国联邦法典明示国防部长“军令权受限” 但有一点被我们忽略。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第10编第113条,“国防部长总揽国防部的政策制定、预算管理、人事、组织运营等。但不直接行使军令权,该权由总统委任给作战司令官”。这明确表明美国国防部长实际上没有军令权。
相反,韩国国军组织法第8条规定,“国防部长承总统之命掌管军事相关事项,并指挥、监督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和各军参谋总长”。据此,韩国军的指挥体系是:由国民选出的文官总统代表国民统帅国军,但通过国防部长对军队实施指挥控制。
这相当于承认国防部长可指挥、监督联合参谋本部议长的军令权,以法律保障其在平时直接行使作战权。因此有指摘认为,国防部长由军队将领出身者直接就任是个问题,而保障其军令权在法律上也是致命错误。
实际上,在12·3紧急戒严之时,前国防部长金龙显以“承受总统之命”为名义随意动员军队。虽然这部分尚待今后调查查明,但专家指出,为积累紧急戒严名义而下令打击朝鲜垃圾气球发射原点,或向平壤派遣无人机使其被发现、为朝鲜挑衅提供借口等疑点,也源自国防部长的这种权限。
在下届政府,不论是民间出身部长还是军人出身部长,都不应忽视这一点:现在是重新审视将军政(行政)与军令两项权限全部赋予国防部长的权限、并必须予以分离的时点。
也有观点认为,若如此,还应一并思考韩国军指挥体系的变化。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不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仅没有军令权(下达军事命令的权限),也没有军政权(对编制、人事、军需等军事行政的权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只承担在总统与国防部长之间提供军事建议的角色。
━ 军令权委任于军队,文官部长负责行政与战略 对美军的军令权由直属美国国防部长的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行使。大致分为拥有地区管辖区的司令部和承担职能任务的司令部。地区司令部分为非洲、中部、欧洲、北方、印度太平洋、南方6个辖区,此外还有特种作战、战略、运输、网络战、太空战5个职能司令部,共计11个司令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驻军美军,按各驻地接受所属司令部命令,形成指挥体系。驻韩美军隶属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韩国军在国防部长掌握军令权这一颇具讽刺的指挥体系下,随着2019年推进“国防改革2.0”,由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指挥监督地上作战司令部、第二作战司令部、空军作战司令部、海军作战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并由这些司令部再向军团、师级部队下达命令进行指挥。与美军由总统直接指挥地区别、职能别作战司令部实现一元化不同,韩国是屋上架屋的形态,因此也有指摘认为,为使韩国军具备迅速的指挥体系,需要重新审视。
当然,民间出身的国防部长相比军人出身者对组织的掌控力较弱、对军事现实问题的理解可能不足,这一指摘也有道理。但以12·3紧急戒严事态为契机,现实是,比起这些担忧,人们更担心因特定军队出身人脉的形成与勾结而出现“军队掌控军队”的局面。
也有人主张,在韩国特殊的安全环境下,要制定像样的战略就需要熟悉军队的国防部长,而为了基于政务判断执行作战,应赋予部长概括性的军令权。
尽管如此可以断言的是,不仅美国,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韩国这样赋予国防部长“帝王式权限”。邻国日本的防卫省大臣也只拥有政策与协调职能。作战指挥权被赋予统合幕僚长和各自卫队指挥官。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同样完全不存在国防部长依法间接行使军令权的情况。将军令权委任于军队,民间出身部长负责行政与战略制定,这才是普遍做法和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