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一直晋升,直到变得无能。”
这是组织内部适用的一条古老法则。这条被称为“彼得原理”的法则,是1969年教育学博士劳伦斯·彼得提出的管理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类组织中被当作重力一般接受。第一,优秀的执行者未必能成长为出色的管理者;第二,在组织阶梯上越往上走,领导力所需的能力就越不同,而所需能力与个人实际具备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成为该理论的依据。当公司扩大规模、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许多人并不会把这当作问题,但情况一旦不同,故事就变了。
近来在美国硅谷的大型科技企业中,可以观察到抵抗彼得原理的潮流。经历了一段时间为争夺更多人才而竞争的疫情初期之后,自2022年下半年起,伴随经济衰退,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热潮日常化,“裁员(大规模裁员)”开始呈现出新的形态。
本月13日,今年迎来创立50周年的微软(MS)宣布将裁减相当于全体员工3%的6000人。这是继2023年为应对经济衰退进行1万人规模裁员之后的最大规模,本次裁员的主要对象是中层管理者阶层。
大型科技企业在2022年下半年时,还是通过接受咨询、整理不赚钱的业务来推进裁员。Meta的Reality Labs部门、谷歌的新业务部门、亚马逊语音识别服务Alexa团队的解散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的。但此后企业正式提出“效率之年(Year of Efficiency)”,气氛急剧转变。
Meta的第二轮裁员把中层管理者作为对象,并在2023年3月通过正式指引表示要打破“经理管理经理的结构”、让组织更加扁平化,还建议中层管理者走向转为执行者的职业路径。
亚马逊也出手了。2023年末通过发给员工的备忘录提出目标,要求各部门在2025年第一季度之前将个人贡献者(执行者·Individual Contributor)比例至少提高15%。亚马逊CEO安迪·贾西并未止步于此,还设立了名为“官僚主义意见箱(Bureaucracy Mailbox)”的机制,让员工可以举报引发官僚主义或不必要的流程。他展现出强烈意志,表示意见箱中提出的事项将由贾西CEO亲自审核并处理。
中层管理者为何成了企业的公敌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认知:中层管理者是引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Communication tax)”和“行政成本(Administrative Tax)”的主犯。通常被统称为经理(Manager)的这些人,在以职务为中心的美国公司里指的是带领团队、负责评价、反馈与绩效管理的团队负责人。他们主要直接管理三名以上团队成员,或管理多个团队,参与OKR等团队层面目标乃至团队成员招聘、决策等事务。以往在公司内部设置多个层级并以他们为主管理组织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情况已经反转。
在经历经济衰退与生成式AI引入的过程中,企业开始比营收、营业利润指标更重视人均生产率指标。以往看的是整体规模,如今则开始把人均生产率指标作为检验企业实质健康状况的指标。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比较目前市值第1、第2位的微软与英伟达,去年微软的人均营收为107万美元(约14亿9000万),仅为英伟达(205万美元)的一半水平。若看人均净利润指标,差距更大,英伟达的人均净利润为100万美元(约14亿韩元),达到微软(38万美元)的2.6倍。英伟达甚至自称“地球上最小的大企业”,以3万人以内的小规模运作,而微软截至去年底的员工人数达22万8000人。
B级人才招的是C级人才
有一个事件为企业心中萌生的怀疑提供了确凿依据。去年秋天,Airbnb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主张的所谓“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在硅谷成为热门话题。他的理论称“领导力不在于缺席(Absence),而在于在场(Presence)”,打破了此前对微观管理的负面认知,高声主张创始人必须审视经营的全部细节。切斯基在疫情后推动重新回归初创企业的战略,自己也重新出任首席产品官(CPO)。此后他生动地分享了心得:只用相当于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Navy Seal)”的核心人才来运营组织后,公司生产率大幅提升。他提到沟通成本,警告称组织内的管理者只会增加团队内部会议,当他们各自朝着错误方向做出决策并行动时,组织内的低效率就会增加。据切斯基所言,组织中一旦出现B级人才,他们不会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而是会招C级人才以建立各自的小王国,从而引发更多低效率。切斯基CEO同时提到最后悔的事:自己只参与了到400人的招聘,本应亲自招到1000人。
他们都警惕在信息传递上产生不必要的层级。取而代之,他们追求信息快速共享、决策迅速作出,并让组织朝相应方向敏捷行动。Meta的CEO扎克伯格与由30人左右核心领导者组成的所谓“核心军团(Core Army)”直接沟通,并让他们自主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做定期的一对一会议(one-on-one),并说过“向我汇报的人应当能够自我管理”。直接向其汇报的人员多达60人的英伟达CEO黄仁勋也是不做一对一的代表人物。其原则是:这会减慢信息流动、制造不必要的信息隔断,从而危害组织。
团队负责人的时代正在落幕
重要的启示是,靠在组织内管理人而领薪水的团队负责人的时代正在落幕。各家企业都在提高个人贡献者(Individual Contributor)的比重,以防止优秀的执行者升入管理岗后变得无能,并让优秀者在其位置上做出最佳业绩。以我们的情况来说,就是在晋升过程中不选择管理者路线,而基于专业性、只对自己的业务成果负责的人。从印度出身的Meta工程师帕尔·古普塔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作为IC的成长轨迹。他以IC 3级于2021年入职,当年年末承担一个项目并成功完成,之后通过两次晋升,现已升至资深工程师(IC 5级),年薪增至50万美元以上。优秀者之所以选择IC路线或乐于同意转为IC,是因为可以专注于具备专业性的领域,而且在能获得的报酬上与管理者路线的差别感较小。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Meta细分了工程师的等级,并设计了让IC与经理的职业晋升能够并行的体系。
重视技术领导力、甚至认为技术路线图取决于核心技术人员的极限的英伟达,同样有效地运行着面向技术人员的IC制度。英伟达首席科学家比尔·戴利并非管理职位,而是以IC身份活动,参与了英伟达的技术高端化。随光线移动而实时改变阴影位置与明暗的实时光线追踪(RT Core)、AI加速器架构等的高端化正是出自他手。虽然拥有首席科学家的头衔,但他没有担任传统的管理者角色,而是作为技术领导者参与研究与设计,留下了IC型首席科学家的案例。
韩国企业也该行动了
企业不再只把管理者视为领导者。只要做出业绩,也会赋予IC团队层面以上的项目领导权,并设计了能够具体化IC在组织内应做出何种贡献的职业阶梯。他们共同发出的信息是:“领导力来自影响力,而非管理。”这种变化的背景是AI智能体快速增加的时代氛围。决策辅助、报告自动生成、日程协调等传统上由中层管理者承担的工作正被AI取代,因此需要中层管理者的理由正逐渐变弱。优秀的IC成为各团队的核心,组织正被重组为扁平结构。管理者与执行者二元化的时代已经过去。茫然梦想管理者路线的时代将在不知不觉间消失。如今领导者不是占据位置的人,而是解决问题的人。若仍有仅靠管理勉力维持的组织,这本身就成为风险的时代已经到来。韩国企业也必须及早设计出让有能力的个人能够持续发挥能力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