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14 | 고광본 논설위원·선임기자

[周四清晨]李光耀与世宗大王的行政创新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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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之时,面临高失业率、种族矛盾、资源匮乏等复合危机。作为首任总理、被称为“国父”的李光耀经过深思,确立了英语通用化、种族多元化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他以像经营企业一样治理国家的方式,在公职体系中扎下能力主义和零腐败的文化,专注于打造敏捷而有能力的政府。在积极培养人才的同时,确立了高薪酬与竞争性考评体系。今天新加坡构筑起“亚洲枢纽”地位正得益于此。当然,也存在压制反对党与媒体的威权政治、李光耀家族及亲信掌控政府与国有企业等负面遗产,但新加坡仍被视为创新的典范。

我们的历史上也有不亚于李光耀的行政创新领袖。那就是通过创制韩文、振兴集贤殿、公正执法等,为强化科学技术与国防、繁荣文化奠定基础的世宗大王。从日本《科学史技术史事典》(1983年出版)的年表来看,当时朝鲜的科学技术成就有21项,远超明朝(4项)和日本(1项)。不仅在世宗大王时期,进入现代后的“开发独裁”时代,行政在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是由国家制定经济开发计划、把主要资源分配给民间的年代,公务员的地位非常高。

然而,进入1990年代全球化时代,随着企业作用增大,行政开始逐渐失去效率。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1995年有意直言“企业是二流,行政是三流,政治是四流”,招致金泳三总统的愤怒。李会长的批评意在指出:“即便文官政府已经上台,三星集团半导体工厂的建设仍需要1000个印章,进军汽车业的许可也要在釜山市民请愿的支持下才拿到。”这道出了企业界的心声:虽已走出政经勾结的隧道,却因行政与政治的羁绊而难以跃升为超一流。

遗憾的是,李会长的这番话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企业因落后的政治文化和低效的行政,正与外国企业展开艰难的较量。企业经营好了,就业和税收等才会增加,才能打下富国强兵的基础,然而行政和政治不但不帮助企业,反而成为羁绊。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已将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从1.6%大幅下调至0.8%。小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叹息道:“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新冠疫情时期更严重的不景气。”

归根结底,唯一的答案就是通过行政与政治的大规模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为未来做准备的国家体系。在6月3日大选结束后新总统就任之际,除了政治复原与国政领导力恢复之外,还必须通过行政创新与提振公务员士气,营造民、官、政共同奔跑的文化与生态。

问题在于,每逢政权更替,行政创新都只是敲敲边鼓便告结束。因为相比意识、行为方式和文化等软件,改革只偏重于机构重组等硬件变化。诸如跳出部门界限、按职务群进行人事安排以促进跨部门融合等大胆尝试,根本无人敢想,因为害怕官僚集体反弹。执着于保住自己的饭碗,比起高效做事更热衷于写报告、按惯性行事,这就是公务员社会的真实面貌。公务员回避做事必然会产生的矛盾本身,通过部门与组织之间的隔墙和监管链条维持既得利益。僵化的组织文化和偏低的报酬体系,也令MZ一代公务员的流失加速。“牛谁来养”的自嘲氛围在公职社会蔓延。虽然声称要像爱沙尼亚那样推进数字转型加速,却陷入监管反而增多的悖论。

在制造业和青年就业处于最糟糕状况的当下,前路如何开拓实在令人迷茫。越是这种时候,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国民力量候选人金文洙等主要总统候选人就越不应滥发博取选票的施惠型承诺,而应着眼于国家的可持续性,探索国家创新战略。现在正是要思考如何解除企业枷锁、推进结构改革以点燃新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行政创新方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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