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韩国科学技术界经历了两大事件。其一是政府研发预算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减,这是以往从未经历或预料到的事件,对研究一线造成的冲击与混乱相当大。其二是知名学术刊物《自然指数》通过特辑报道公开指出,韩国相较于高额的研发投入,研发成果低得令人惊讶。这两起事件性质与发生方式不同,但其背景都是对研发成果不佳的问题认知与批评。
对韩国公共研发投入产出比低的批评,早在10年前就已提出。而且尽管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位居世界第一、二位,研发低生产率结构却未能改善,反而呈现固化态势。这种结构性问题被冠以“韩国式研发悖论”的负面别称。此前的政策努力带来了部分成果改善,但仍赶不上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尤其质的改善缓慢。《自然指数》为解决问题提出了扩大国际合作研究、增加女性研究人员、强化产学合作等建议,但韩国国内专家的反应是“感觉并不贴切”。原因在于韩国存在独有的结构性惯性问题。
韩国迄今由政府主导推进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增长动力角色。政府的高度关注与期待带来了研发投入的扩大,但与之成正比,政府对研究生态的支配性影响力也格外突出。长期以来,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等主要研究主体的研究预算大部分依赖政府财源。然而政府并未考虑研发的特殊性而对公共研究机构另作例外管理,而是采用了与一般公共机构类似、强化预算投入管理的方式。由此,研究主体更专注于迎合政府形式化的要求与规章,而非创造实质成果,研究一线逐渐陷入官僚化的陷阱。
在官僚化的研究环境中,研究人员更倾向选择可预测的安全课题,而非成果不确定的挑战性课题,并专注于产出满足形式要件而非实际需要的成果物。将竞争等同于效率的认知,催生了过度竞争与封闭文化,使开放与协作生态难以形成。成果管理强调客观性而依赖定量评价,基于专业性的定性评价则难以扎根。这些条件使创造研究成果的核心要素——挑战性、灵活性与创造性丧失,妨碍创新性成果的产出与质的提升。
此前并非没有改善研究生态环境的努力。为缓解过度竞争环境,政府一直推进以竞争为中心的预算制度PBS(Project Based System)的改革,也部分实施了减轻过重评价负担的措施。此外,制约政府出资研究机构自主运营的公共机构运营相关法律的适用也艰难地得以解除。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往往停留于部分碎片化的改善,或被另一种制度所取代。其背景是制度改革的结构性局限,即要求缩小政府权限、或在管理路线上要求例外的自主与责任运营方式,存在难以被接纳的边界在起作用。
随着AI时代到来和技术霸权竞争加剧,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已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核心要素。如今研究成果超越单纯的科学成就,正成为决定国家安全与产业未来的战略资产。然而,如果创造研究成果的主体所处的一线生态不具备发挥挑战性与创造性能力的基础,即便投入再多也难以取得创新性成果。
在国家间激烈的创新竞争中,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恰当的战略开发能力与人才的卓越性。因此,使汇聚了优秀专业人才的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环境先进化,对于在极限创新竞争中确保优势必不可少。核心技术战略开发所需的洞察力,也要通过挑战性、创造性的方法与研究来培育和获得。
韩国在外形上是经济规模(GDP)世界第12位、出口规模第6位的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政府研发投入规模(政府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也居全球前列。然而作为国家创新软件的运营体系与研究生态的质的水平,20年来始终未能跨越先进化的门槛。如今必须超越单纯扩大投入,通过研究生态的先进化革新,克服韩国式研发悖论结构,转型为科技创新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