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28 | 신경립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议员立法滥发阻碍创新…应从工业化政策中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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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正面临全面的复合型危机。在全球贸易战使出口遭受直接冲击的同时,半导体等战略产业正逐渐丧失竞争力。低出生率、老龄化与生产率下滑使增长潜力急剧下降。曾是过去高增长动力的创新与挑战型企业家精神,被僵化的监管枷锁与陈旧制度所困而衰退,经济活力随之减弱。曾任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的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院长金俊经28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我国经济所处的状况是政策失败的产物”,并建议“应从包括20世纪70至80年代‘工厂新村运动’在内、曾引领过去工业化走向成功的创造性政策中汲取教训”。金院长强调:“只有推行突破性的人才引进战略,并转向尊重绩效的薪酬体系,韩国经济才能重新起飞”,“整顿那些给企业和市场造成负担、阻碍创新的法律与制度基础,是下届政府的首要课题”。

——全球贸易战使经济环境恶化。您如何展望今年我国经济?

△今年经济增长率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与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复合冲击下,预计仅为1%出头左右。以6月3日大选为契机,政治不确定性将进入消解阶段,但保护贸易扩散和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加深,很可能使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尤其韩国在结构上对美中摩擦极为脆弱。首尔大学经济安全集群研究显示,韩国在材料与零部件上过度依赖中国,“进口脆弱性”被分析为全球最高水平。若美中贸易战激化,韩国很可能遭受最严重的流弹冲击。形势艰难。

——我国潜在增长率也呈快速下滑趋势。

△KDI认为,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从目前2%的水平降至2050年的0.5%,按悲观情景甚至降至0%。当然,未来会因政策选择和制度应对而不同。要提升增长潜力,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生产率。对外开放和新生企业进入市场是提升生产率最有效的途径。对外开放意味着要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由于全球关税战带来的供应链冲击,此前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正转向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新据点。我们本应能把它们吸引到韩国,但阻碍FDI和贸易的监管太多。每周52小时工作制、重大灾害处罚法等僵化的劳动市场和恶劣的企业监管环境,与过去数年FDI低迷的现象不无关系。别说回流了,国内企业为规避关税忙着赴美,若连外资也引不进来,就无法阻止产业空心化。

——要培育新生企业应当怎么做?

△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过度以“保护”为中心设计。甚至宪法都把中小企业规定为保护对象。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仅对50人以下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而我们对300人以下的中小及中坚企业给予同样支持。因此企业不追求成长,而是通过“拆分企业”等方式留在中小企业范畴,“彼得潘综合症”十分普遍。信用保证支持也集中于“年老”的中小企业,而非初创企业。如此勉强维生的中小企业生产率低、工资水平也低。这正是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固化、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

——“僵尸中小企业”扩散等企业负债问题也很严重。

△我国企业负债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2%,大幅高于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的90%增长制约临界值。在第6至30位的中坚财阀旗下公司中,僵尸企业也占到22%。没有竞争力却靠房地产抵押延续银行债务的企业不断累积,会侵蚀整体经济活力。我国经济要实现顺畅的新陈代谢,必须通过“有序的结构调整”削减负债并引导产业转型。我认为,若以化解不良债权或债务重组为条件,强制要求进行碳减排设备投资、引入能效技术,推出“绿色转型”式结构调整方案,可成为提升企业可持续性与恢复生产率的机会。

——也有不少人指出,全球贸易秩序重组使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

△韩国的出口主导模式依然有效。增长潜力充足,但由于支撑它的制度与政策环境未能发挥作用,出口竞争力正在削弱。我国在半导体、二次电池、生物等领域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和高技术水平,但因停留于陈旧的传统制造为中心,未能确保出口产业的成长动力。要在数字化转型时代不被淘汰并激活出口动力,必须重整制度基础,使产业通过技术与服务融合实现进化。美国的AliveCor过去是医疗器械制造商,但被低价中国产品挤压而失去出口竞争力。然而它经过结合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的创新,转型为实时脑卒中诊断平台企业,从而突破危机。其背景是美国接纳远程医疗的灵活监管环境。韩国化妆品产业也因2012年对原料引入负面清单式监管,出口与生产大幅增长,并发展为今天的“K-beauty”产业。若在健康医疗或高端制造领域也实现类似的监管创新,出口产业本可获得强劲的增长动力。

——如何阻止高端产业竞争力削弱?

△高端产业竞争力下降源于人才获取的失败。别说为AI与数字化转型引进高端人才,连现有人才都在外流,令人担忧。要阻止更多人才外流,必须大幅提高年薪和研究经费,吸引并培养世界顶级人才。有必要重拾1966年设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时,以相当于大学教授4倍的高年薪和住房支持等突破性待遇吸引博士人才的经验。韩国重化工业的培育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还需要像20世纪70年代重化工业时代那样,把地方国立大学与产业园区相衔接的特色化战略。应把釜山大学(机械)、全南大学(化学)、庆北大学(电子)等模式现代化,引导光州发展大数据、大邱和庆北发展机器人、釜山发展出行等AI特色研究,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也需与大田AI半导体特色产业园区衔接,强化产学合作。

——尹锡悦政府推进的劳动、养老金、教育改革最终失败。下届政府应最优先推进什么改革?

△整顿法律与制度基础,尤其是建立对议员立法的质量管理体系,十分紧迫。过去十几年议员立法激增,监管控制实际上被削弱,我们的监管环境仍未达到全球标准。第21届国会的议员提案法案超过2万5000件,比第14届国会增加了80倍。全部通过法案的95%为议员立法,其中相当多在没有充分法制审查或事前监管影响评估的情况下通过,给市场和企业造成负担,成为阻碍创新的监管。创新始于技术,却受挫于制度。下届政府应把提升“法律质量”作为经济活跃化与国家竞争力强化的核心课题。

——若要提出韩国经济重新起飞最重要的议题。

△必须把按年资排序的薪酬体系改为以绩效为中心。工资随工龄自动上涨的僵化结构加重企业人工成本负担,并引发青年就业难等诸多问题。相反,让优秀人才获得公正报酬的绩效中心体系,可带来劳动者能力开发、企业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生产率的提升。据OECD国际成人能力调查(PIAAC),在年资色彩强烈的韩国,年龄越高核心能力急剧下降,而实行绩效中心体系的瑞典在各年龄段都均衡保持高水平能力。

——因工会反对,这恐怕不易实现。

△我国经济充满活力增长的20世纪70至80年代重化工业成长背景中,有劳资合作体制和运行良好的绩效奖金报酬体系。当时政府鼓励出口企业对在质量提升、成本削减等方面取得成果的劳动者给予奖金和福利等报酬。这就是所谓“工厂新村运动”。政府提供补贴或税收优惠,企业便配合政策,劳动者为获得更高报酬而自发为提升质量作贡献。劳资纠纷也几乎没有。如今的劳资矛盾、生产率下降、增长力减弱等,都是政策失败的产物。若不转向以绩效为中心的报酬体系,韩国经济的重新起飞只能遥不可及。

◆He is…

1956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计算统计学系,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自1990年起任职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历任宏观金融经济研究部长、副院长及第14任院长,2024年11月被任命为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院长。曾任总统室经济首席室财政经济第二秘书官、总统政策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朴正熙政府时期的前总统秘书室长金正濂是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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