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描绘一下老年福利馆的景象。一边是掏出智能手机、通过AI聊天机器人接受健康咨询并发出笑声的老人,一边是连电脑电源键都感到陌生的人,两者共存的景象颇为矛盾。“虽然我不太清楚AI是什么,但生活确实方便了很多。”有人这样说,但这种便利并未惠及所有人,这显然是个问题。
AI如今已不是“可选的技术”。教育、医疗、福利、就业与金融审查等,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在被它改变。然而,享受技术红利的人与无法享受的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AI运用能力就是生存能力,数字素养正在转化为尊严问题。尽管如此,现行的“FRAMEWORK 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A FOUNDATION FOR TRUST”(以下简称AI发展法)只顾着产业振兴与放宽监管。而且,现在这部法律被推迟一年多,预定于2026年施行。企业支持、促进研发、开创新市场等成长战略看似细致,却难以找到应对AI所带来的歧视、偏见与隐私侵犯的机制。
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提出的“所有人的AI”,其支撑性概念“AI基本权”正是从这一点出发。AI基本权的内容,第一是AI接入权。国家应保障所有国民平等接触AI服务、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机会。应将图书馆、福利馆等公共场所作为“AI教育据点”,并免费提供线上线下的AI素养课程。
第二是AI公正性与说明权。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权以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和视觉资料,获得关于自动化决策影响因素及算法核心逻辑的说明。
第三是AI红利的均衡分享。AI带来的成果应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如果提供了个人数据,就应对此给予补偿。李候选人此前推动的“京畿道数据分红”正体现了这种政治哲学。
只有将AI基本权作为实质性权利写入法律,技术发展的成果才不会只归于少数人。因为AI所描绘的世界,需要法律与制度一贯地加以支撑。一个不保障作为国民基本权的AI基本权、只追求无节制产业增长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AI基本权进而通向“AI基本社会”这一更宏大的愿景。AI基本社会意味着并非部分阶层、而是所有人都能切实感受到AI红利的包容性社会。为消除教育差距,应在小学、初中、高中课程中引入AI素养科目,并向地方和偏远岛屿地区提供同等的教育机会。为强化数字福利,应为弱势群体构建AI健康监测与定制化福利服务,同时彻底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在公共服务创新层面,引入AI时应强制实行试点项目、事前影响评估与征求国民意见的程序。
要把这些变为现实,必须全面改革法制与治理体系。首先,现行AI发展法连问题定义都没有做好。其中既没有体现我国在AI这一全球市场中应追求的产业成长价值,也没有体现国民AI基本权的价值。针对AI与立法的问题定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目前正在进行下位法令工作,但这也被各种利害关系所左右。在立法过程中指出问题并提出方案的人,似乎被排除在施行令的工作之外。就这样,在AI基本法与施行令的制定过程中,发生着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立法必须做到位。应将现行AI发展法修改为“AI产业法”,专门负责技术开发与创新。企业支持、数据市场活化、放宽监管由这部法律处理是合适的。与产业振兴分开,构成AI基本权与AI基本社会的核心内容,应通过制定“AI基本法”加以具体化。
法律变了,运营制度的治理体系也要一同改变。即具体化AI基本权,并将目前以产业为中心构建的AI治理机构“国家AI委员会”扩展改组为“AI基本社会委员会”。该委员会不应局限于产业领域,而应涵盖社会领域,并有必要将其性质转变为拥有政策审议、协调权限乃至预算权的委员会。为此,有必要重新调整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等相关委员会的角色与治理结构。
伴随技术发展,还必须能够公正、安全地使用这些技术。新政府要抓住AI基本权与AI振兴这两只兔子。AI正在生活、教育、产业、文化、商业交易等所有领域成为基本基础设施。正因如此,由各部门分别推进AI并不可取。应在总统直属下设立“AI国家战略委员会”,制定跻身全球“AI TOP 3”的战略。其负责人不应是行政官员或经营者出身,而应是AI技术专家。即便仅为此,AI基本法也不应成为某个部门某个科室的“科室之法”,而应成为全体韩国人的“所有人之法”。因为韩国的AI应成为企业与全体国民共同的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