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众多谈判中,与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当事国之间的信任。24日(当地时间)结束2+2磋商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在吹风会上对磋商结果作出积极评价,称“多次访问美国、与商务部等机构积累的信任等已成为资产”。特朗普第1期政府时期曾坐上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重新谈判桌的前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铉宗最近在采访中也讲述了一段后话:他与对手方、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洗手间偶遇,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为话题闲聊(small talk,轻松交谈)从而建立信任,起到了关键作用。
2+2磋商的第一道关卡顺利通过,但问题在于此后。韩国将于6月3日举行总统大选、新政府随之上台,而美国对等关税的暂缓期限是7月8日。下届政府中主导对美谈判的产业部长官和通商交涉本部长由谁出任,并经过人事听证会真正投入工作,少说也要一两个月。一个典型例子是,因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而在没有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的情况下启动的文在寅政府,其首任产业部长官白云揆是在总统就任(2017年5月10日)两个多月后的7月3日被提名,其国会人事听证报告获得通过是在7月20日。即便考虑到关税谈判的重要性而尽快任命,到7月8日也难免仓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此前的谈判内容可能与新政府的国政理念不符。典型的例子是是否与日本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LNG)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安长官表示:“讨论LNG时,仅靠韩国难以确保项目可行性,因此不少意见认为应由日本、台湾、越南等亚洲主要LNG需求国组建协议体等方式推进”,为与日本合作留出了空间。但下届政府是否认同这一认识并付诸实施尚属未知。
中国问题同样如此。据称在2+2会议上美方完全没有提及中国,但韩美达成一致的四大议题中,排在关税、非关税之后的第二个议题是经济安全。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今后美国要求韩国一同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可能性。对华政策也因政府倾向而存在温差,稍有不慎便可能在今后的韩美谈判过程中成为突发变数。万一新政府谈判团队推翻既有谈判、从原点重新讨论,谈判本身势必无限期拖延。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排除日本等主要国家完成谈判、降低对等关税税率,而唯独韩国被征收对等关税、此后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谈判的情形。事实上,在谈判结果公布的25日,共同民主党就直指主导韩美关税谈判的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猛烈批评称“一个被罢免的政府竟要进行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谈判,实在荒谬”。
为减少这种混乱,至少在韩美贸易谈判上需要超越党派、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讨论。无论哪个政党,都应就韩美目前在谈什么、应如何应对共同商议。政府谈判团队应向国会透明报告磋商过程,国会则应尽最大努力支持谈判团队,并共同思考今后的战略。
韩国出口依赖度极高,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高达38%(以2023年为准)。名副其实是靠出口吃饭的国家。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峻局势,政界若只在韩美谈判上计算政治得失,实在过于轻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