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检察官接连离开检察机关,背后是侦查环境恶化、政治压力以及组织内部自豪感下降等因素的复合作用。尤其是在6月3日总统选举前,政界重新点燃“完全剥夺检察机关侦查权”等改革议题,使组织内部的紧张感达到顶点。低年资检察官之间流传着“每逢政权更迭组织就动摇,未来不明朗”“根据大选结果,检察机关事实上可能被解体”等带有自嘲意味的忧虑。
据韩国法务部24日消息,今年第一季度退职的40名检察官中,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下的普通检察官为11人,占整体的27.5%。也就是说,在一线工作的年轻检察官接近全部退职者的三分之一。工作年限10年以下检察官的退职比例,2018年为24.3%(74人中18人),2019年降至17.1%(111人中19人),2021年又升至27.8%(79人中22人),最近则维持在20%后段水平,2023年为29.7%(145人中43人),2024年为26.5%(132人中35人)。
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的低年资检察官表示,近来政界推进的“设立公诉厅”等检察改革讨论,使组织内部士气和工作积极性大幅下降。首都圈一名普通检察官说:“最近在紧急戒严相关案件中,法庭认可的是检察机关而非警察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侦查能力,但在改革的名义下,组织的存在价值本身正被削弱”,“一线检察官的自豪感已经低落到再难支撑的程度。”
在这种气氛中,也有人表现出“反正工作量会减少,那就不勉强了,按点下班”的冷嘲态度。据说低年资检察官之间常听到“得赶紧准备跳去律所”“打算凑满7年法律从业经历后转任法官”这类话。虽然从今年起法院经历法官的报考资格由法律从业5年提高到7年,但也有观测认为检察官的流失会更快。
低年资检察官诉苦说,繁重的工作和没有回报的付出已让他们到了极限。尤其是法官和律师的编制持续增加,而检察官编制原地不动,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对此不满正在扩大。在地方某支厅工作的第4年普通检察官说:“光是办案就够多了,刑罚执行、被害人保护、国家诉讼等案件之外的杂务也全落到普通检察官头上”,“每天加班、周末也工作,但因被视为管理职,连加班津贴都拿不到。”他还补充说:“每两年调换工作地,很多同事过着周末夫妻的生活,几乎放弃了育儿和家庭生活。”另一名普通检察官批评说:“工作负担每年增加,却完全没有金钱补偿或激励措施”,“干部级检察官无视现实,仍然只强调‘使命感’和‘责任感’,施加业绩压力。”
检察机关的调查官也担忧,随着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权被废除,连讯问嫌疑人的权限都可能失去。加之今年特殊活动费被削减,侦查环境进一步恶化。毒品犯罪侦查所必需的伪装交易费用400万韩元根本没有编入预算,海外犯罪侦查协作也因预算不足而举步维艰。负责电话诈骗和境外逃犯的专责调查官连出差费都拿不到,只能自掏腰包办案。今年1月检察机关申请搜查扣押令的数量骤减至254件,仅为去年同期(460件)的一半左右。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一名干部说:“也不能让员工自付费用去侦查,很为难。”
政治压力同样是促使检察官离开组织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几年退职转做律师的前部长检察官们一致表示:“每逢政权更迭都会重演人事报复,因此侦办带有政治性质的案件对检察官是相当大的负担”,“来自上层的‘指令式侦查’,使检察官个人在现实中很难独立、公正地办案。”在首都圈某支厅工作的一名低年资普通检察官也坦言:“被杂务和普通刑事案件所困、难以积累专业性的现实本就辛苦,看到因侦办政治案件而被贬职的前辈们,就觉得这个组织没有未来。”
退职后的前途不确定性加剧了检察官的不安。过去具备侦查经历的检察官退职后在律所受到优待,但在检警侦查权调整、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权缩减之后,法律市场上对检察官出身的经历有“市场价值不如从前”的评价氛围。检察官地位下降在法庭上也时有显现。今年2月,前民主研究院副院长金用的二审庭审中,发生被告人向检察官抗议“我不喜欢检察官的眼神”的事情。当时法官以“不合常识的发言”予以驳斥,而当事检察官回应说“眼神不太好的检察官来发言”,成为一段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