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企业在劳动等领域感受到的监管负担有所加重。有观点指出,为阻止抑制企业投资的滥行监管立法,需引入国会监管立法影响评估,对议员提出的法案进行细致分析。
大韩商工会议所17日以“过去十年的政策评价、未来十年的创新环境”为主题举行座谈会,并分享了上述结果。大韩商工会议所与政策评价研究院以全国913家企业为对象,调查了将企业实际感受到的税收及准税收、监管、行政等负担水平数值化的企业负担指数(BBI),并与2015年结果进行比较。
调查按行业、地区、规模适用权重,以提高代表性和客观性;超过基准线100意为“有负担”,未超过100则意为“没有负担”。调查结果显示,整体企业负担指数为105.5,较2015年(109.5)小幅下降,但仍高于100。其中监管负担指数从2015年的88.3大幅上升至今年的102.9。尤其以劳动领域监管(112.0)为首,准入监管(101.1)、环境监管(99.3)、选址与建筑监管(99.2)等所有监管领域的负担均有增加。
政策评价研究院解释称,劳动监管负担指数偏高源于52小时工时监管等较低的雇佣灵活性,以及以国会为中心增多的监管法令等。对一线行政的负担也从10年前的77增至现在的111。分析认为,地方自治团体的一线监管增多,以及行政延误等惯例加重了企业的实际感受负担。
大韩商工会议所副会长朴一俊表示:“与10年前相比,税收与准税收负担略有减少,但监管和监管行政方面的负担剧增,令人担忧”,“应通过影响评估为国会所进行的监管立法寻找合理替代方案,一线地方自治团体的监管行为也应通过良性竞争加以改变。”他还补充说:“在全球秩序重组、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应大胆改变国内监管环境,寻找更多机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