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联想到大萧条时期的特朗普高税率关税执行虽被暂缓90天,但仍难以形成一致预期。特朗普政府坚持对大多数国家征收10%的基本关税,并以大萧条时期都未曾经历过的145%关税向中国施压谈判。若特朗普的高关税率真正付诸执行,全球经济或许将不得不告别由新自由主义潮流形成的自由贸易时代。这是向100年前大萧条时期美国保护贸易主义的回归。
当时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美国对自加拿大、欧洲等进口的产品最高征收59%的关税。如今美国同样把中国指为当年欧洲、加拿大那样的警戒对象,并警告将征收远高于当时的145%关税。
去年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曾警告高税率关税与大萧条的关联性。近期金融市场的反应也反映出对美国严重经济衰退的担忧。高关税征收宣布后,股市以美国纳斯达克为中心暴跌,美元指数罕见地下跌。相比由高收入者集中持有的美国股市(收入前10%的家庭持有全部股票及共同基金资产的89%),在特朗普更为关注的债券市场,美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反映高关税将引发的物价上涨风险,反而大幅上升。
如此,对高关税将成为严重经济衰退催化剂的担忧不断加大,但这可能是片面解读。1930年代的大萧条并非由高关税引发,反而更接近其结果。当时无论农业还是制造业,产业内都存在严重的供给过剩,为化解这一问题需要政府财政投入等积极努力,而为避免其效果被削弱,才试图抑制进口。
相反,1930年代的大萧条是此前1920年代美国经济大繁荣造成的结果。1920年代美国是依靠新技术实现经济增长的时期。当时爱迪生发现的电力被普及到产业和家庭。汽车方面,福特的大量生产系统应用于工厂,迎来了由汽车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大众化时代。正如收音机的普及所显示的,家电与通信实现了结合。那是经历新技术引入与经济扩张的十年。
通常新技术的引入与扩散遵循横卧的S形曲线轨迹。新技术引入初期,技术扩散缓慢进行。经过验证与确信阶段后,新技术产品迅速扩散,原本停滞的市场渗透率大幅飙升。越过某种奇点(Singularity)后,在现实生活中的扩散速度就会加快。美国的新技术在1920年代中期越过奇点,在后期广泛渗透到大众之中。
问题在于,新技术促发生产率提升使经济扩张,但在大众化推进之后,供给增加而支撑供给的需求却趋于不足。股市也是在确认生产率提升和企业收益改善后逐步上涨,随后因对技术的过度期待而急升,最终泡沫破裂。泡沫破裂后,为创造不足的有效需求而动员财政。为防止本国动员财政创造的有效需求被对外因素稀释,就需要高关税。
将过去的经验代入当前局势,与担忧不同,特朗普的高关税成为引发大萧条风险直接原因的可能性看来较低。关键在于是否像1920年代那样存在由新技术带动的实体扩张过程,以及股市是否正反映过度期待而形成泡沫。目前作为新技术受到关注的领域是不断取得技术进步并向大众扩散的AI。通过关注因AI技术而急升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可以判断当前股市是否处于泡沫状态。也就是说,AI是否已越过奇点、正经历大众化与供给过剩阶段,股市暴跌是否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才是重要的。
虽然可以用多种尺度判断AI是否供给过剩,但数据中心投资动向可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美国大型科技企业预期AI时代到来,一直以几何级数扩大数据中心投资规模。随着数据中心投资扩大,供应AI运行必需的GPU的英伟达股价飙升。但近期微软正在调整数据中心投资计划,英伟达股价从高点回落25%。这些都是引发担忧的因素。
但依笔者判断,与担忧不同,我并不认为AI的扩散已越过奇点、走过扩张期。我认为这是DeepSeek问世后,随着“既有AI运行方式低效”这一认识扩散而出现的过渡性应对过程。随着DeepSeek的出现,AI技术将更加高效化,很有可能朝着在生活中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方向发展。既有AI方式可能迅速转向模仿人脑那种极为高效的形态。
当然,现在既要警惕经济大萧条发生的风险,但在AI技术变革的过渡期中如何主导技术发展更为重要。从这一视角看,韩国正是应当思考如何为时代所要求的AI技术发展强化官民能力、如何掌握AI生态主导权,并加快战略准备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