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韩国正处于“公共卫生国家紧急状态”。去年一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初步统计为1万4439人,创下13年来最高值。这相当于每天有近40人(39.5人)自行结束生命,每小时出现1.6名死者。不能因为是“故意自伤”导致的死亡就加以忽视。过去十余年间激增的自杀主体,大多是被矛盾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疾病逼入绝境的普通国民。自杀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以压倒性优势居首、背负“自杀共和国”污名的韩国,如今已到了必须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临界处境。提升国民幸福度已变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同等重要。
在每年约1万5000名我们的父母兄弟和邻居自行放弃生命的情况下,却对此视而不见,高喊GDP增长与民主正义,本身就是矛盾。成就先进经济的工业化把我们变成了尖端制造强国,但其副作用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据世界不平等研究所发布的资料,1990年以后我国前10%人群所占收入比例从35%上升至46%,后50%则从21%下降至16%,不平等进一步恶化。
实现民主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同样产生了分裂与对立这一严重副作用。据檀国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我国社会矛盾成本年均高达232万亿韩元,其中理念(阵营)矛盾占整体的75.4%,构成最大负担。此外,进入2000年后,韩流等文化力量走向世界,文化化取得成功,但本应承担创意的青年层却被就业不安和过度竞争所逼迫,失去生育意愿,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不断积累。
如此,过去60余年间实现的工业化、民主化以及文化化成就背后积累的副作用和问题,在时代转换与低增长局面下一并爆发,可以说造就了今天“自杀共和国”的污名。社会支持不足、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社会偏见与过度竞争文化、精神健康等多维度、复合性的难题,很难用一两项政策解决。
但不能放开希望之绳。应在国家层面推进“心灵政策”。首先要改革相关制度。要通过对精神健康管理体系的大规模改革,划时代地改善精神健康医疗的可及性,并与媒体合作营造自杀预防文化。自杀既是精神健康问题,但其根源在于过劳、社会不信任、经济不安等,因此需要持续改善劳动、教育、经济环境。然而仅靠这些制度改革难以大幅降低自杀率。因为心理安定与幸福感最终是内在选择的问题。特别是韩国社会以物质为中心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严重水平,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国民收入提高、福利政策强化,国民幸福度也不会上升。因此需要国家层面的对策,推动更加重视内心愉悦的心灵革新。
如今韩国人需要一套心灵体系(K心灵),以智慧地穿越21世纪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与恐惧。国家应挺身而出,以这一心灵体系为基础,让国民忍受今天艰难不幸的现实,与邻人共同生活,珍视并经营今天的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大幅降低自杀率,提升停滞的国民幸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