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在论及文在寅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时,常使用“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这一表述。相反,对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则评价其具有“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的特征。但这是略显不当的评价。
“战略性”这一表述主要在何种语境下使用?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选择最有效、最合适的手段,并借此接近目的达成时,我们才将这种选择评价为“战略性的”。因此,“战略性”这一表述本质上包含“目的导向”的含义。例如,某国即便承受在特定战斗中的失败,却集中于更重要的战斗并最终赢得战争,我们便评价这是“战略性”决定。“战略性撤退”一语也在这一语境中使用。
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为达成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目的,自1864年至1871年展开的一系列战争被评价为极具战略性。为达成德国统一这一战略目标,他将战争用作主要工具,但有时也发挥灵活性,成功在外交上孤立了奥地利和法国。他拥有明确的目的和为达成目的的清晰战略,并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发挥了灵活性。
从这一角度看,文在寅政府外交安全政策的问题并非“战略模糊”,而是“模糊的战略”。也就是说,战略本身模糊而不明确。究竟是要以韩美同盟为中心推进外交安全政策以谋求韩国核心国家利益,还是要强化与中国的联结,抑或要以改善南北关系作为突破口,始终不明确。结果在美中之间摇摆不定,招致美国与中国双方的不满,还落到被朝鲜轻视的境地。我们常用的“战略模糊”概念,只有在以“清晰战略”为前提时才能发挥效力。
尹锡悦政府在以“清晰战略”为基础推进外交安全政策这一点上值得肯定评价。考虑到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韩国是十分需要与区域内没有领土野心的域外强国结盟的“外部均衡战略”的国家。美国显然已不是过去的美国,但韩美同盟对韩国核心国家利益依然重要。此外,通过扩大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盟国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作范围,守护曾作为韩国繁荣环境要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变得更加迫切。
推进清晰战略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那就是“战略灵活性”。这也可以表述为“战略模糊”,并且对维持复原力也是必要的。然而尹锡悦政府未能充分发挥战略灵活性。韩国应像俾斯麦那样具备清晰战略,同时能够根据情况恰当运用灵活性与模糊性。并借此有效管理与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关系。
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依然是对韩国重要的国家。在朝核问题或统一问题等朝鲜半岛主要议题上,中国能够行使强大影响力和话语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是韩国绝不可忽视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现实,韩国无需采取可能被视为美国“次级伙伴”的态度。
两个月后,韩国将迎来新政府上台。新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应具备“清晰战略”,并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发挥“战略灵活性”。应通过“战略清晰性”与“战略灵活性”的协调,在强化韩美同盟及与自由主义国家联结的同时,有效管理与中国、俄罗斯乃至最终与朝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