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在经历戒严、弹劾政局以及前总统尹锡悦被罢免等事件后,矛盾之深已到了被称为陷入“心理内战”状态的程度。经济方面,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韩国征收25%的对等关税,作为最后堡垒的出口也陷入危机。前青瓦台经济首席尹钟元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本应减少国民分歧与矛盾的政治,却因短视的政治盘算反而加剧分裂,这是最大的问题。”他强调:“为克服特朗普引发的全球关税战争与国内经济长期低增长固化等复合危机,现在正是需要凝聚我们所拥有能量的时候。”在特朗普第1期政府时期曾担任韩国经济政策舵手的他表示:“应探索多种方案,以扩大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接触面”,“关税战争将引发物价上涨、失业等问题,局势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以长远的心态应对。”
——韩国宪法法院作出罢免尹前总统的决定后虽未发生大的冲突,但有人担忧韩国社会处于“心理内战”状态。
△宪法法院作出决定后,韩国社会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经历政治矛盾激化等余波。当下重要的是把国家能量凝聚为一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韩国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过去大幅下降。从这一层面看,必须正视现在是比1997年外汇危机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严重得多的危机局面。为克服特朗普引发的全球关税战争、国内经济长期低增长固化、两极分化扩大等重叠危机,现在正是凝聚我们所拥有能量的时候。
——为克服当前复合危机,政府与政界应扮演什么角色。
△政界最重要的角色,是让忠实于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质的政治扎根。还应展现尊重他人的姿态。比起只专注于政治目的,更需要重视国家经济的未来与程序正当性的态度。本应减少国民分歧与矛盾的政治,因短视的政治盘算而放大对立的事例增多,韩国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已削弱到严重程度。在按党派利益行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下,很难找到解法。现在是需要研究改革国家治理结构的时点。
——6月3日将举行提前大选。大选后韩国经济应朝哪个方向走。
△除了包容性增长别无答案。创新与包容必须相辅相成、共同前行,韩国经济才能生存。问题在于现在创新与包容都做不到。创新受到诸多制约,分配层面的包容也任重道远,而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包容同样未能实现。政治与社会矛盾已侵入经济领域,使经济前景黯淡,把局面推向令所有人窒息的状态。
——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正在大幅下调。
△近期景气低迷与经济增长率预期下降,是政治不确定性、通商环境变化等内外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韩国经济的结构性脆弱。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不足,生产率也在下降。一时性的景气低迷可用宏观政策应对,但若不伴随结构改革,就难以摆脱低增长趋势。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韩国的商品与服务市场监管以及劳动市场惯例非常落后。大胆的监管改革、破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安全性至关重要。
——要打造重新增长的经济需要做什么。
△只有激活经济创新意志,才能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一方面要倾听企业声音,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落后阶层的关照。目前由于落后的劳资关系、政府监管和恶劣的投资环境,企业难以爽快地在国内投资。制造业领域的国内投资锐减,韩国的外国投资余额在OECD国家中处于最末水平。如果投资环境不改善,投资外流会更多。这正是需要结构改革的原因。
——本次大选能否出现足以推动结构改革的领导力。
△希望出现为国家主人——国民工作的领导力。否则国家可能陷入更大危机。要使包容性增长取得成功,就要在正式推进结构改革以打开创新突破口的同时,通过财政功能进一步完善社会安全网。希望在大选过程中出现能够系统提出并推进这种愿景与战略的领导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韩国征收25%对等关税,我们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重要的是探索多种方案以扩大与美国的利益接触面。韩国的政治状况令人遗憾,但应接受既定局面,政府与民间凝聚智慧共同应对。关税战争将引发物价上涨、供应链崩溃、全球投资萎缩与失业等问题,因此局面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应观察形势,以长远的心态应对。
——韩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短期看,美国征收对等关税等关税矛盾激化是燃眉之急,但结构性课题很多。不过我并不认为问题的难度比过去特别更大。1997年外汇危机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冲击程度很大,但凭我们拥有的能力可以化解。相反,现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应对能力大幅下降。韩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哪些方面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讲座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绘制了大象曲线。该图表统计并显示了全球化急速推进的1988年起20多年间按收入分位划分的世界收入增长率。它显示全球化与技术创新的结果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和高收入阶层,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劳动者境况恶化。去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总统获胜的原因之一,可以举出铁锈地带等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与受损劳动者的民心。韩国要解决经济问题,政治也必须调和各种分歧并提出解法,但因矛盾对立,连为解决问题达成共识本身都很困难。
——如何提升韩国政治的问题解决能力。
△已到了广泛讨论小选区制改革、立法权合理化等国家治理结构改革方案的时候。以现在的国家权力体系或领导结构,能否妥善解决我们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令人存疑。美国虽常被指出公权力在街头存在过度执法,但社会尊重国家秩序维护与公权力的价值。我们的情况如何呢?现在是需要认真思考通过修宪改变政治结构的时点。
——创造“汉江奇迹”的韩国成功方程式是什么。
△多种因素复合作用。首先,1948年在左右对立严重的情况下,采纳了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与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以追求创新与竞争的政策、对出口和进口均开放的外向型政策,最大限度发挥企业的经济意志,这是重要因素。第三,有培养人力资源的教育体系、优秀的劳动文化和以绩效为中心的报酬体系。第四,可以举出保障私有财产权与契约履行、司法独立、相对良好的收入分配等有利于增长的制度。
——您认为现在那样的成功方程式仍在运作吗。
△遗憾的是这些成功要素已与过去不同。在经济体制根基受到质疑的同时,投资与服务市场的监管、既得利益保护等政策与制度并不利于创新与竞争。相对而言财政比其他国家还算健全,但包括养老金在内的财政风险也很大。变化的分水岭已在跨越,根本性变革与应对十分迫切。
——韩国金融的现状与前进方向如何。
△韩国金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发展指数评估中位居世界第6,已相当先进化。但也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如有效竞争不足,本应中介风险的金融公司回避风险倾向强烈等。金融应转变为既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与创新、又不损害经济稳定。像“大爆炸”式取消监管那样想一举解决问题的急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安。通过创新实现渐进式变化更为可取。
◆He is…
1960年生于庆南密阳,毕业于首尔仁昌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UCLA)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通过第27届行政考试,历任韩国企划财政部经济政策局局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常任理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使,并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此后出任企业银行行长,最近融汇多年历练与知识出版了题为《探问韩国金融之路》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