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06 | 한동훈 기자,노현섭 기자

“需扩大财政支出培育AI…不可陷入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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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最前线引领韩国经济的70岁前副总理,与充满斗志的31岁初创企业代表。

尽管年龄相差近40年,但两人对韩国经济的问题认识却颇为相似:过去的增长引擎日渐老化,而新的动力却看不到。

事实上,在年增长率固化于1%左右的低增长局面下,韩国还背负着诸多结构性难题:产业创新力下降、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人口断崖、政治与社会两极化、家庭负债扩大等。曾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总统尹锡悦在戒严事态中被罢免,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带来的另一重不确定性,正从外部威胁着韩国。可以说韩国经济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

在尹前总统被罢免后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的三星生命董事会议长柳一镐(前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与李东宪代表在“当下需要通过与美国谈判来管理风险”这一点上口径一致,但在突破韩国经济痼疾——低增长的对策以及今后的经济战略上,则显露出部分视角差异。不过,在是否扩张财政支出的问题上,两人同时警告称:“如果没有财政健全性作支撑,国家的可持续性就会崩塌”,“需要量身定制的财政战略”。

——随着总统被弹劾宣判,韩国经济迎来领导力真空。短期内可能成为风险因素。收拾局面是下届政府的任务,您认为需要哪些举措?

△柳议长=戒严与弹劾政局之后,不安的政治状况暴露于海外,并进而演变为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提前大选后新政府将会成立,在此过程中必须对外展现出把政治风险降到最低的姿态。政界也不能再次陷入极端对立格局。

△李代表=戒严与弹劾政局之后,韩国的许多方面处于停滞状态。对经济贡献颇大的初创企业的投资也停了下来。还听说一些有潜力的初创企业错失了海外风险投资(VC)的投资机会。原因在于政府和国会没能稳住重心。新政府应出台初创企业培育政策,使得只要符合创新方向,无论政治逻辑如何,投资都能顺利进行。看中国深圳或美国硅谷,投资支持都与政治逻辑无关、持续不断。

——特朗普总统对韩国征收25%对等关税后,全世界陷入恐慌。您认为新政府需要如何应对?

△柳议长=我并不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个荒唐的人。这是典型的商人战略:先推向极端,然后尽可能多地拿到东西。我们也应采取“能让的就让、该取的就取”的战略。比如,可以在部分满足特朗普政府防卫费分担要求之后,再要求降低关税。而且特朗普也难以无限期地延续过度的关税政策。因为物价上涨压力持续的话,明年中期选举可能失利。

△李代表=特朗普总统重视实利,因此能否准备好谈判筹码很关键。虽然局势艰难,但积极来看,到大选之前我们争取到了展开首脑外交的时间。与此同时,行政部门层面应持续与美国各界保持联络,掌握美方意图,做好我们的应对方案。要具体化美方发出合作意向的造船、半导体、液化天然气(LNG)领域的合作方案,尤其还应思考如何利用韩国出色的尖端技术相关人才与能力。

——在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攻势下,有人担忧今年韩国增长率可能降至0%区间。

△柳议长=首先要打破韩国劳动市场的痼疾——双重结构,通过雇佣灵活化提高生产率。为培养将主宰未来的人工智能(AI)人才,营造能培育创造力的教育环境也十分紧迫。必须改变灌输式教育体制,改变连大学教育都由教育部管控的现行体系。只有尽最大限度赋予大学自主权,才能培养出应对未来的人才。

△李代表=初创企业非常重要。增长所需的资源和资本在实现划时代转变上有局限,因此需要在知识、技术和企业家精神层面创新,而这些正应由初创企业主导。像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不创新连生存本身都不可能。尤其应聚焦AI初创企业。AI将造就新时代的拐点,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韩国政府、产业界、学界等都应正式启动“AI转型(transition)”。

李东宪,Asleep代表

在应对特朗普的方案上口径大体一致的这对老少组合,在低增长应对上却开始发出略有差异的声音。柳议长认为应先从结构改革着手,而李代表则强调对民间、尤其是对初创企业的支持更为重要。这既可解释为作为经济掌舵人制定宏观政策的柳议长与身为企业家的李代表之间的经历差异,也可视为对结构改革立场的不同。也就是说,与把精力投入结构改革相比,投资风险资本的成功率可能更高。在未来增长动力AI方面,两人也显露出视角差异。曾任财政当局首长的柳议长先谈支持对策,而李代表则高声表示“要先改变创业文化”。

——韩国在AI产业上正在落后。您认为有何解法?

△柳议长=应通过监管改革为企业积极进军AI领域打下基础,并进一步扩大相关研发(R&D)预算。法律修订也很必要,典型的就是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过度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可能妨碍AI产业发展。只有让数据连接起来,才能带来AI产业的发展。

△李代表=支持固然必要,但韩国对失败依然严苛。没有耐心和余裕去支持那些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向更大成功前进的创业者。失败的初创企业拿不到投资,还被打上“没能力的创业者”的烙印,在社会上被埋葬。有必要移植硅谷那种容许失败、并让失败重新成为成功跳板的文化。此外,还需要通过放宽监管,把韩国的特定地区打造到能被视为美国硅谷“延伸领土(extended territory)”的程度。

对产业结构创新方案的看法也出现分歧。柳议长主张“该倒的企业就该让它倒,新企业才能成长”,而李代表则提出“需要对初创企业给予更多支持”的立场。

——韩国被评价为因拿不出新的增长引擎而产业活力下降。全球范围内创新型大型科技企业不断崛起,韩国要改变产业结构最需要什么?

△柳议长=韩国产业最大的问题是结构调整。正如韩进海运或大宇造船海洋(现Hanwha Ocean)的案例所示,该倒的公司就在市场上倒掉、能生存的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对的。只有完成这样的结构调整,企业进军AI等未来产业的道路才会打开。目前在韩国,企业退出某个产业都很困难。不要再依赖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而应从制度上支撑企业自主进行结构调整。要先改变退出(回收投资款)困难的结构,为企业积极进军新事业开路。

△李代表=美国市值前10大企业中有一半是1990年代以后创立的、出身初创企业的信息技术(IT)公司。这些公司成立仅30年就成长为引领全球经济的企业。这意味着初创企业就是国家经济的未来增长动力,是能够创造新产业的核心主体。需要进行制度整备,让韩国初创企业能成长为全球性企业。

然而,在低增长解法和产业结构调整上存在分歧的两人,在财政政策上反而口径一致。可以说,跨越代际与经历差异,两人在“无法接受财政万能主义式的民粹主义(迎合式主张)”上达成了坚定共识。

——有声音认为应改变尹锡悦政府推行的健全财政基调,转向扩张性财政政策。

△柳议长=对确有必要之处扩大支出,应当为降低经济下行压力而实施。但财政健全性必须尽最大限度守住。在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固化的局面下,若不及时应对财政赤字,将导致国家信用评级下降、物价暴涨,给国民造成损害,并成为未来一代的负担。制定财政准则可以是一种办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没有引入财政准则经验的国家只有韩国和土耳其。

△李代表=在国家不确定性加大的当下,我认为政府维持财政健全性与企业成长直接相关。尤其是基于创新技术的初创企业,在早期研发(R&D)投资和监管改善等方面必须有政府支持和民间创业投资的活跃;若国家财政恶化,民间资本市场的投资余力与政府对创新产业的支持都有可能萎缩。归根结底,确保财政健全性不仅是恢复市场信任的关键,也将是为创新初创企业生态系统打造可持续增长基础的核心钥匙。

——预计大选后无论谁执政都会有大规模追加预算。韩国银行也预告年内降息1~2次。

△柳议长=韩国银行的降息,看来是在物价、汇率暴涨担忧之下反复权衡后选择的次优方案。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适当组合。财政扩张余力有限,但对确有必要之处扩大支出仍是必要的,例如AI相关研发(R&D)预算等。

——韩国社会的矛盾日益加深。您认为要减少矛盾、走向整合需要什么?

△李代表=在AI与互联网不断发展的超个性化社会里,整合并非易事。但韩国是追随力(Followship)很强的国家。如果既定方向是正确的,人们会很好地跟随。归根结底,这就是越是乱世越需要强有力领导力的原因。现在因为没有稳住重心,才会有“n个”声音来回摇摆。韩国有过国家主导实现增长的经验。在全球前所未有的这种危机中,如果由国家主导稳住重心,就能打开整合的突破口。

——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成为韩国经济的机会。您认为今后韩国经济政策该如何前行?

△柳议长=特朗普政府推出严重损害自由贸易原则的政策是事实。以我们的立场无法同样强硬应对,但我认为存在可以运用谈判技巧贯彻我方利益的领域。代表性领域就是造船。因为美国要制衡中国、重建本国造船业,除韩国之外没有合适的替代方案。

△李代表=在把“公开支持美国企业”作为常量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使我方利益最大化的方案。例如,韩国大企业在美国的工厂投资将大量持续出现,应设法让国内中小企业的供货更加顺畅。此外,还需要更积极努力,把因安保原因撤出中国的美国企业引进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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