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时期、在人们对未来预测的关注度更高的时期,企业对高纯度信息的渴求很强,却在信息洪流中难以分辨良莠。因为如今是任何人都能通过聊天软件收到小道消息的时代。过去未经核实的信息主要以证券圈为中心、以小道传单的形式在少数人之间流传,而随着视频平台等兴起,任何人都能生成并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我们因此生活在“小道消息洪流”的时代。过去通过小道消息还能获得一定可信度的信息,但进入自媒体时代后,通过视频平台等接触到的许多信息与事实相去甚远,荒诞不经者甚多。
信息是制定业务战略、应对监管、与社会沟通不可或缺的资源,企业希望以更精炼的形式获取信息的需求很高,但现实往往并非以精炼形式提供。政策制定者的发言、立法预告草案、利益相关方的主张、媒体报道、舆论调查、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等众多形式的信息,与其说是提示正确方向的“信号”,不如说更接近“噪声”。
丹尼尔·卡尼曼在《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中解释人的判断为何出错时,强调了与偏见(bias)同样危险的判断不一致性波动,即噪声(noise)。在与政府、议会、公民社会的关系中,企业要解读政策环境并确定战略方向,首先要考量的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信息的纯度。当今时代,“过滤掉了什么”比“收集了多少信息”更能左右企业命运。这正是需要公共事务的原因。
企业就政策应对作出决策时,内部讨论过程中使用了多么精确的信息、在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中多么有战略性地编排信息,都至关重要。审视监管环境的分析是否精巧、传递信息的语言是否平衡、能否分清何时沉默何时发声的战略辨别力,决定了公共事务的品质。
在这一点上,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是出色的案例。欧盟推出的化学品监管法规REACH对整个产业影响巨大,但许多企业被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困,应对消极。更重要的是,它们判断只要等等看,就能反映产业立场并获得充足时间。从当时的报告看,它们低估了欧盟在环境方面的决心。相反,巴斯夫从早期阶段就把政策走向作为信息来分析。它细致解读立法动向、推动方的意图、监管对象的具体范围,量化自家产品的风险水平,并在内部设计了全公司的执行路线图。更进一步,它强化了与客户企业、供应链的信息联动,确立了“监管应对领先企业”的信任,最终比竞争对手更早推出符合REACH的新产品。
这不仅意味着履行了监管要求,而是把政策战略化、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典型案例。相反,被监管文件的复杂性所困、迟迟无法作出判断而只是白白浪费时间的企业丧失了市场地位,部分企业甚至不得不停产。
美国强生(J&J)在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上前瞻而进取的决定,表明运用得当的公共事务战略可以把企业危机反转为跃升。阿片类药物作为麻醉性止痛药,尽管效果出色,却因成瘾性长期成为社会问题。随着阿片类滥用问题在全美被公开讨论,制药企业成为全方位诉讼和指责的对象。
作为美国代表性制药公司的强生与其他制药企业不同,没有采取防守姿态,而是基于产品流通结构、处方趋势、市场份额准确分析了自身的责任范围,并据此最先与纽约州政府达成和解。停止产品销售和2.3亿美元赔偿金绝非轻率的决定,但这一先发举措使强生确立了作为问题解决主体的地位。
对于这一和解,包括联邦议员和专家在内的社会领导层发表支持声明,赞扬强生与纽约州的和解决定。强生自然也守住了长期以来维持的声誉。
巴斯夫、强生很好地表明,“信息”不应只是收集或条件反射式应对,而必须明确判断并战略性运用。公共事务的本质不在于政策应对,而在于对信息作出情境化解读并加以运用。以信息提早捕捉政策变化的可能性,设计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契合性,把风险置换为战略,才是当今企业真正需要的信息能力。
近期引发争议的特朗普关税政策也是如此。由于抱着“美国自己也难,不至于吧”的期待以及缺乏准确信息,许多企业站在观众而非参与者(player)的立场。事实上,此次公布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5年各国贸易壁垒报告》内容与往年公布的并无太大不同,但与特朗普政府相遇后其重要性提高了。语境改变,信息的重要性也会改变。因此,比单纯掌握事实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围绕该事实的环境变化也一并纳入视野,噪声才会变成信息。
信息越是过剩的时代,真正的问题越简单:眼前这条信息,是信号,还是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