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实际上沦为批量生产律师的工厂,其背景在于必须在短暂的备考期内突破50%左右的低合格率所带来的压力。学生回避被认为对考试不利的科目,校方也因此不补充该科目的专任教授,形成课程停开与教授减少反复循环的恶性循环。能够培养专业性与实务能力的选修科目受到冷落,只延续以公法、民事法、刑事法等必修科目为主的单一化教育,法学院“培养多元法律人才”的初衷早已褪色。
据法律界31日消息,在2023年第12届律师考试中,全部3255名考生中有82%集中于国际交易法(47.9%)、环境法(22.9%)、国际法(11.7%)等部分选修科目。相反,经济法(7.9%)、劳动法(4.2%)、知识产权法(3.2%)、税法(2.2%)均仅为个位数。律师考试的结构是必考公法、民事法、刑事法三科,并在7个选修科目中选择其一应考。
法学院学生表示,即便是企业咨询或税务纠纷等实务需求高的科目,如果学习难度大、难以取得高分,也很难轻易选择。特别是劳动法、税法、知识产权法等科目,除要与劳务士、税务士、专利代理人等资格持有者竞争的压力外,还叠加了可能获得较低标准分的担忧,回避现象愈发明显。就税法而言,虽可细分为总论、所得税法、法人税法等,但选课人数常常不足三人,一位法学院相关人士称“实际上只是维持名义而已”。相反,行政法案例练习、刑事法记录练习、刑事诉讼法练习等与律师考试直接相关的科目选课人数扎堆,每年反复扩容。
问题在于以考试科目为中心的选课倾斜已延伸至教授队伍缩减。据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协议会数据,全国25所法学院中专门负责选修科目的教授人数从2012年的233人减少至2024年的191人,减少18%。其中不兼任必修科目或实务科目、只承担选修科目的教授在同期从192人减至140人,减少27%。不仅劳动法、税法、经济法等被回避科目,就连在考生中选择率较高的国际交易法,教授人数也在减少。国际交易法因被认为相对容易准备,很多人希望以短期特讲或摘要课程替代正规课程,反而在课堂上遭到冷落。
部分法学院甚至完全没有承担相关科目的专任教授。建国大学、忠南大学的国际交易法,首尔市立大学的环境法,济州大学的税法,忠北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税法与知识产权法教员均为空缺。甚至以全球企业法务为特色的庆熙大学也没有国际交易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专任教授。此外,国际法(2校)、国际交易法(6校)、劳动法(3校)、税法(7校)、经济法(5校)、环境法(6校)等多个科目中,退休教授的后任均未获聘。
法律界认为,法学院这种结构性危机未来很可能进一步加深。因为未来5年内相当于全部专任教授约40%的86人将陆续退休,而没有选课需求的科目,后任招聘很可能被推迟或落空。特别是税法,目前24名教授中有一半即将退休,但由于应考率低、选课学生不足,后任招聘实际上已经中断。
在此背景下,大韩律师协会下属法学院委员会近期决定,自第四周期评估起,将法学院必须开设的特色化选修科目标准,从原有的“3年内10门以上”放宽至“5门以上”。此举被解读为考虑到教授人力不足与课程需求减少,但也有观点认为结果可能导致教育深度与多样性的萎缩。
首尔某大学一位校长坦言,“如果因没有学生而停开课程,相关教授就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来凑课时,但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校内难免会质疑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法学院专任教授”,“仅教授人均年度人力成本就超过1亿韩元,对学校而言负担非常大。”一位法律界相关人士表示,“想为各选修科目寻找命题委员,但每科专任教授不足10人,邀请并不容易”,“最近韩国法务部认为仅靠法学院教授难以组成命题队伍,已开始向法学院系教授发出委托请求。”
有人指出,要纠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结构,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近来也在讨论将选修科目改为“通过/不通过(Pass/Fail)”方式评价,或改革律师考试,使选修科目只需修完课程而无需考试。但教授之间也不乏担忧,如“如果毕业学分从现行90学分增加,学生反对声会很大”“一旦与考试的关联性消失,选修科目可能成为另一种负担”等。韩国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协议会理事长洪大植强调,“要恢复教育的多样性,仅调整考试方式并不够”,“需要包括调整律师考试合格率或转换资格考试体系等更为全面的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