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大韩医师协会会长能做的事只有两件,就是剃头和绝食。”
因医大问题僵局令人郁闷,我打电话给一位子女为医大生的熟人,他开口便这样说。他的子女是首都圈私立大学医学院23届学生,已经一年没有上学。关于医大生复学问题,他说:“过去一年多,年轻学生们跟随前辈的斗争作出牺牲,医协如今却说出‘尊重各自判断’这种怪话”,“正因如此,医大生之间才出现‘医协会长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人’这种自嘲。”
我并不完全了解医疗界内部的复杂情况。但只看过去一年多的医政冲突,任何人似乎都能明白,医协的领导力存在问题。开业医、教授、住院医等各类群体聚在一起,各自利害不同,在医大扩招这样尖锐的问题上更难以形成统一声音。在这样的组织中,强硬派主导决策,各种少数声音必然被埋没。围绕面临被除籍危机的医大生问题,医协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态度,正与这种结构性问题相连。大韩住院医协议会紧急对策委员长兼医协副会长朴檀称“连献出一条胳膊的决心都没有,还想做什么”,仍把医大生当作人质。
当然,事态发展至此,尹锡悦政府责任重大。去年2月政府未经充分讨论强行推进医大扩招2000人是导火索。挽救崩塌的地方医疗、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名义固然好,但单方面的方式必然招致强烈反弹。“把医疗界妖魔化为应当清算的反改革势力”这一医疗界批评,也是政府应当倾听之处。榨取住院医心血的大学医院同样无法免于本次事态的责任。对于领着微薄薪酬、承受高强度劳动的住院医而言,医大扩招必然是更为敏感的问题。另一位医大生家长说:“大学医院靠殡仪馆和住院医的牺牲赚钱,这是医疗界众所周知的事”,“正因如此,正规军(住院医)和学生兵(医大生)才被捆在一起。”
然而在此期间,尚无执照、本应专心学业的学生却在医政冲突最前线苦战。随着40所医大打出除籍这一强硬牌,相当多人已返校,但顾忌强硬派前辈眼色的部分医大生本周面临离校危机。返校医大生面临的现实也不轻松。政府为解决24届、25届共同上课的“双倍”问题提出了分离授课模式等,但授课质量恶化已是显而易见。若医大生复学后又按强硬派前辈的指令以拒课等方式继续斗争,明年将出现三个年级共同上课的“三倍”现象。“找医大生做家教变容易了”——周边家长的这句话,是反映当前状况的苦涩一面。
政府作出了把明年医大招生名额恢复原点的艰难决断。医政之间仍有许多问题待解,但至少在医大扩招方面,这等同于举白旗投降。相信医大扩招而大举投入扩建教学楼等的大学校长们,也承受牺牲接受了名额回归原点。
到了这个程度,医疗界也应当发出明确信息,让学生们能够安心返回教室。与政府的谈判、剩下的斗争,如今是作为直接当事人的他们的事。若只让无辜的学生成为牺牲品,能承受国民冷漠的目光吗?“对前途光明的医大生,劝他们停止(斗争)回去,才是成年人的本分(京畿道医师会会长李东旭)”——是时候倾听医疗界内部这样勇敢的发言了。如果你们至少还算前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