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际主导力在任何领域都不如高等教育体现得如此完美。占世界人口4%、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美国,拥有世界25所顶尖名校中的72%。然而,这种占优势的高等教育竞争力,正因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大学之战”而逐渐削弱。最具戏剧性的攻击,是以冻结或大幅削减联邦政府提供的巨额研究补助金和贷款这种“收紧钱袋”的方式展开的。
美国的高质量研究建立在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之上。联邦政府通过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知名机构提供研究资金的相当大一部分。公立、私立大学的教授们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基金开展研究。
以去年从NIH获得的补助金总额在全国大学中排名第11位的杜克大学为例。据美联社报道,杜克大学13.3亿美元的研究预算中,有8.63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联邦补助金包括癌症等主要疾病研究项目以及对630余名博士生的资助。因此,一旦研究预算被削减,主要疾病研究项目和医学院博士生将受到严重打击。
联邦补助金的削减分为对固定经费大动刀的直接方式,或大幅压缩政府支付的大学研究费偿还额的间接方式。一般而言,固定经费约占政府补助金的40%~50%。然而上月NIH下令将其降至15%以下。NIH的决定或许听起来合理,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各大学将科学补助金分为教授和研究生工资等研究费用,以及建筑、实验室、能源与公用事业使用费及行政人员工资等固定费用。在建造用于开展研究的复杂实验室时,建立结构物和购置器材的费用,比支付给研究人员的工资和分配金之和还要多。密歇根州立大学宣布,由于投入固定费用的联邦政府补助金减少,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科学研究而新建的价值3.3亿美元的设施工程可能不得不中断。
政府补助金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补助金常被投入企业不愿支持的基础研究,但研究成果并非归特定公司,而是免费提供给整个科学与高新技术社群。例如,人体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历时13年、投入30亿美元,完成的图谱随即向公众公开。因为对于获得联邦资助的项目,政府提出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在24小时内公布经确证的研究结果。
继联邦补助金之后,政府针对大学的新攻击目标是言论自由。此类攻击源于一种原则性批评,即官僚层、大学和精英们都对社会不平等过度意识化。然而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应对令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政府对这些大学的项目逐一排查,检索“多样性”“身份认同”或“包容”等词语,被查出的项目未经进一步审查即被废除。
更恶劣的是,政府以大学校园放任那些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议题表达特定观点的人为由,对相关大学加以处罚。而且现在连示威者也要受罚。笔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大学存在重大问题。首先是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严重不足。这本应是首屈一指、最重要的一种多样性。限制极左言论并不是纠正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更应做的是增加来自广泛意识形态谱系其他部分的声音和观点。
特朗普政府向学界倾泻的愤怒,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并无太大不同。当时陷入偏执的毛泽东摧毁了中国原有的大学,这种狂热直到数代之后才得以治愈。中国政府最近表示,将大幅增加研究和技术开发补助金,以在21世纪引领世界科学领域。美国似乎在模仿中国近现代史中最糟糕的一面,而中国则在模仿美国最好的一面,力图在美国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确保本国的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