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24 | 홍병문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应设立统管未来产业的控制塔,强化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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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第2期政府上台后,全球经济与安全格局剧烈动荡。打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旗号的特朗普总统不分盟友与否地发动关税攻势,全世界被卷入贸易战漩涡。要求贸易依存度极高的韩国精细应对美中霸权之争加剧的呼声日益高涨。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朴基淳强调:“特朗普第2期政府的目标是把所有供应链都建在本国境内”,“由于特朗普总统把盟友视为谈判对象而非合作对象,我们必须采取务实而多元的战略,以免经济与安全利益受损。”朴教授表示:“我国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来克服关税带来的价格负担因素”,“为此,政府和政界应尽快取消包括研发(R&D)相关在内的各种监管。”朴教授还称:“韩国的产业政策跟不上全球现实的变化”,“现在是设立统筹产业政策的控制塔、明确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时候了。”

-在变化了的全球环境下,我国企业应如何应对。

△特朗普第2期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中,最受关注的是美中关系。在进口规模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除关税之外还将积极动用稀土等关键矿产的资源武器化政策。此外,中国为增加自美国的进口额,很可能以美国产品替代自韩国的进口。我国很可能适用比竞争对手中国更低的关税率,应善用相对中国产品价格竞争力增强这一面。无论是以补贴为主的胡萝卜政策,还是以关税为主的大棒政策,要进入美国市场就不得不在当地布局,因此应积极研究本地化生产战略。

-在美中霸权之争加剧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华战略也需要变化。

△特朗普第2期以在美国境内构建全部供应链为目标,并把关税作为主要政策工具。需要利用我方优势与美国积极进行关税谈判。在此过程中,既要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也要朝着在对华关系中确保我方利益的方向转变。对于意图把韩国用作对美迂回出口基地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应加以筛除,但在电池产业零部件、材料等领域的韩中合资投资,则应兼顾其补充我国电池产业供应链的一面与韩美同盟关系,发挥审慎取舍的智慧。

-特朗普的关税炸弹也瞄准了韩国。

△去年韩国是对美第八大贸易顺差国,可见美国是我国主要出口对象国。美国征收关税可能导致出口减少。但被美国征收高关税的中国因价格竞争力下降而减少的出口份额,也可能成为我国企业争取的机会因素。当我国适用10%的普遍关税时,中国很可能被适用高得多的60%高关税。由于必须以质量竞争力的提升来抵消关税造成的价格竞争力下降,若能加快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反而可能转危为机。

-资源供应链领域预计会有巨大变化,我国需要怎样的对华战略。

△从供应链趋势看,正从全球化时代的“利益最大化供应链”,转向美国乔·拜登政府时期的“基于同盟的供应链”,再转向特朗普第2期政府的“通向美国的供应链”。我国供应链战略的转变不可避免。正如美国采取本国利益优先而非同盟优先的战略,韩国也应以国家利益优先,推行务实战略。不过在稀土等重要矿产资源方面中国拥有绝对优势,因此与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应通过对华经济外交稳定管理资源供应链,同时推行使过度集中于中国的供应链多元化的战略。

-在人工智能(AI)等新产业领域美中竞争更趋激烈,我国应如何应对。

△韩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办法只有技术实力。AI半导体在技术层面美国最为领先,我国不得不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迄今为止韩国的半导体技术几乎全部引自美国,短期内这一格局不会改变。问题在于如何在台湾主导的非存储半导体领域确保竞争力。拥有台积电这一强大代工企业的台湾,其半导体培育政策比我国更为系统。若无特殊的政策支持和企业加倍努力,我国很难追赶。

-美中技术霸权竞争正在加速,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应对。

△美国是民间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中国则是通过产业政策实现的国家主导体系,两者差异极为鲜明。重要的是,在中国,以企业家精神武装起来的创新型民营企业背后有政府的政策支持。通过产业政策进行的政府支持往往因低效率而失败,但在中国,企业为在激烈的内部竞争中生存而付出的努力与政府为未来做准备的产业政策正产生协同效应。

-新产业领域中国的创新备受关注,您认为中国企业的成功因素是什么。

△以“破坏性创新”理论闻名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的主张最为契合的地方正是中国。在三星集团和苹果主导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华为、小米等中国厂商以低价产品切入,随后逐步壮大实力,正在把三星集团和苹果挤出市场。中国的创新已超越既有市场,集中于未来市场。在可称为未来技术的AI、量子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中国获得的专利不仅压倒我国,甚至超过美国。曾被视为电池市场低端技术的LFP(锂磷铁)电池的中国电池企业宁德时代,通过持续研发使性能大幅提升,从而崛起为全球第一,就是很好的例子。

-研发领域向美国和中国集中的现象愈发明显,我国应如何应对。

△以研发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我国处于世界第一、二位的良好水平。但从绝对金额看,无法与美中两国相比。我们必须以效率来克服规模的劣势。此前研发运作非常低效,这是事实。应努力提高由政府支持的研发的效率。最近民营企业的研发比重也低于中国企业,政府和民营企业都必须在研发上拼尽全力,才能与中国企业竞争。

-中国企业创新成功的因素中,还被提及不分昼夜专注研发的企业环境。

△宁德时代按曾毓群董事长的指示,对研发部门实行劳动强度极高的896工作制(上午8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同时以超过2万名研发人员,投入约相当于LG新能源2.5倍的25.9亿美元巨额资金用于研发。也就是说,他们比韩国企业更为迫切地专注技术开发。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也为企业拓宽成长空间,加快创新。研发领域的每周52小时工作制对我国企业而言无异于毒药。科学技术是通过不断实验和尝试而进步的,而我国的每周52小时制相当于要求企业在研发中挂着两三个沙袋与外国竞争。欧盟(EU)在全球AI竞争中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比起技术发展更关注担忧后遗症的监管。在中国,“先实施、后监管”的原则发挥了很大作用。实施带来的问题也应考虑,但更应积极研究在实施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国的产业政策未能跟上现实变化。

△韩国曾通过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和重化工业培育等各种产业政策实现快速发展。但在美中冲突这一时代变化之后,韩国的产业政策跟不上变化的现实。韩国政府仍徘徊在过去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中。本应通过立法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国会,因朝野未能达成协议,半导体特别法的处理持续延宕。若没有同为未来产业的尖端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未来也无法得到保障。应通过统筹产业政策的控制塔明确国家发展方向。必须把消极的产业政策修正为积极的产业政策,提升未来产业的竞争力。

◆He is…

1958年生于首尔,毕业于景福高中和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后在首尔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曾任产业银行产银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院长。现兼任德同律师事务所顾问,任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同时担任韩中日愿景委员会经济部门委员及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经济外交分科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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