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24 | 송종호 기자

“遵循了宪法”……40次否决权、30次弹劾[宋钟浩的政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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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通信委员会法修正案)使宪法赋予政府的行政权中与广播、通信相关的职能,可能因国会推荐委员与否而被中止,存在严重违反宪法上权力分立原则之嫌。”(3月18日,代行总统职权的崔相穆)

“(代行职权的崔相穆)已连续三周无视韩国宪法法院以判决确定的护宪义务。若最高公职人员无视宪法,这个国家的秩序还能维持吗。”(3月21日,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 从未有过这样的政府……第40次否决权 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18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对上月27日在共同民主党、祖国革新党主导下于国会通过的广播通信委员会法修正案行使了再议要求权(否决权)。连同尹锡悦总统与崔相穆代行职权在内,本届政府对国会表决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由此达到40次。仅崔相穆代行职权一人,这已是第九次。

此前,崔相穆代行职权曾对内乱特检法第一、二次法案和金建希特检法案、规定“高中全年级免费教育”所需预算的47.5%由中央政府再承担三年的地方教育拨款法修正案、强制将KBS与EBS收视费与电费合并征收的广播法修正案、把人工智能数字教科书降格为“教育资料”的初中等教育法修正案、废除侦查机关滥用职权公诉时效的《关于反人权国家犯罪时效等的特例法案》以及明太均特检法案行使了否决权。

无论尹锡悦总统还是崔相穆代行职权,都只是遵守了宪法规定的程序。李在明党首亦是如此。对于本届政府第30次弹劾,即针对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的弹劾诉追案,共同民主党强调了护宪义务。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守护宪法而不得不为。不仅是护宪。两党都高声称,第40次否决权或第30次弹劾也都是依据宪法行使权限。

实际上,宪法第53条明确规定:“国会表决通过的法律案移送政府后,由总统在15日内公布。对法律案有异议时,总统可在第1款期限内附异议书退回国会,并要求再议。”

━ 李在明:为守护宪法而依据宪法弹劾 另一方面,宪法第65条规定:“总统、国务总理、国务委员、行政各部长官、韩国宪法法院裁判官、法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监查院长、监查委员及其他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在执行职务时违反宪法或法律时,国会可表决弹劾诉追。”

如此,尹锡悦总统与崔相穆代行职权依据宪法行使了否决权,李在明党首也依据宪法进行了弹劾,但结果却是任何国民都无法满意、伤痕累累的大韩民国。问题出在哪里呢。

━ 谁都无法满意、伤痕累累的大韩民国 两党支持者彼此都表示无法理解。在野党支持者及赞成弹劾尹锡悦总统的人愤慨地质问:国家是否处于紧急状态,以至于要宣布只有40年前朴正熙、全斗焕军事政权,或中南美、非洲等民主尚不发达国家才会出现的戒严?他们认为,行使多达40次否决权、通过戒严布告令“处断”医生、企图封锁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严重违宪。

相反,执政党支持者及反对弹劾尹锡悦总统的人则难掩激动,称在野党当时已实施28次弹劾、导致国政瘫痪,行径过分,共同民主党才是内乱势力。由于各人标准不同,加之政治极化极为严重,戒严之后随着尹锡悦总统被弹劾,国家实际上已一分为二。这也是与8年前朴槿惠前总统弹劾时期不同、反对弹劾的舆论高涨的背景。

━ 李明博:“戒严是不可能的事” 两党坚称为守护宪法而依据宪法连环弹劾、连环行使否决权,结果却使国民陷入心理上的内战状态。然而1987年民主化以后,在野党阻挠国政并非一两天的事,那么执政势力为何未曾如此行使否决权呢?从卢武铉政府到李明博、朴槿惠政府乃至文在寅政府,否决权记录合计仅9次。尹锡悦总统甚至在去年12月3日宣布了紧急戒严。

反过来说,总统与执政党专断的日子也不会少,那么在野党未曾滥用弹劾的原因是什么呢?在野党占过半数、居于优势的国会,并非只有本届第22届国会。第16届国会中,2001年DJP联合破裂后,大国家党曾在三年间掌握过半议席,但仅对卢武铉前总统一人提出弹劾诉追(被驳回)。在三党体制的第20届国会,两个在野党联手即可远超过半数,但只促成了朴槿惠前总统的弹劾。

据悉,李明博前总统近期与执政党议员聚餐时,有出席者提及2008年疯牛病风波,问道:“当时因假新闻造成的社会混乱极为严重,是否曾考虑过戒严?”李明博回答:“那种事是不可能的。”40次否决权本身是问题,但与最终宣布紧急戒严的尹锡悦总统不同,李明博前总统懂得即便宪法明文赋予的权限也应自我节制这一规范。

━ “宪法强硬姿态(constitutional hardball)”的界限 《民主如何死亡》与《少数如何统治多数》的作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莱维茨基与丹尼尔·齐布拉特曾以美国和南美的多个案例警告称:“宪法可以被用来以合法形式摧毁民主。”

换言之,虽不违法,但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行使权限、意图将政治竞争者永久逐出的敌意一旦运作,民主便会动摇。40次否决权与30次弹劾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法学家马克·图什内特早已将这一现象界定为“宪法强硬姿态(constitutional hardball)”。意思是,即便有宪法保障的依据,也应遵守可以自我节制的规范。

实际上,1892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出自民主党)希望继续第三个总统任期,但执政的民主党拒绝提名他。第三次参选本身并不违宪,但被视为违反了节制的规范。这是相互宽容与制度性节制(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的典型。如今韩国政党还可能有这种制度性节制吗。

━ 如伊拉克、叙利亚般的内战国家……政治极化征兆 恐怕不可能。不仅没有节制,反而会因宪法强硬姿态而加速国民心理上的内战状态。美国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在《内战如何爆发》中分析称,伊拉克、南斯拉夫、叙利亚、北爱尔兰等地的内战,与近来民主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征兆相同。她还警告,政治领导人为争夺权力而积极利用支持者的恐惧与怨恨的国家,将陷入“半威权政体”(独裁与民主之间的中间状态)。我们现在处于何种状态呢?期待政治领导人相互宽容与制度性节制,真的那么困难吗。

莱维茨基与齐布拉特强调,民主的巩固并非靠制度或宪法即可完成。他们认为,相互宽容与行使权限时的节制才是维持民主的钥匙。提前大选似已临近。期待出现能够守护风中残烛般的韩国民主的明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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