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议题加重混乱与不确定性之际,有一则令人欣慰的消息,即世界级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教授上周访韩。一如他以往在历史学与生物学边界之间穿梭、呈现有趣洞见那样,这次他也抛出了可供思考人工智能(AI)技术底层问题的话题。
赫拉利教授22日在与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的对谈中表示,“历史上出现革命性技术时,比技术革命的结果更成问题的,始终是如何抵达那个结果”。他并指出,“归根结底,比起AI革命之后我们会抵达何处,更应重视思考抵达那里的过程”。他既警惕草率的乐观也警惕悲观,同时多方面点出技术创新将使人类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课题,令人印象深刻。
就个人而言,我对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结果均持乐观态度,因为人类历史一直是按这样的方向写就的。我不认为AI技术会成为这一潮流中的例外。只要想想此次对谈中赫拉利教授提到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状况便是如此。当时把8岁孩子也推进工厂的悲惨与残酷、恶劣环境令人难以置信,但为克服、改善、弥补这些状况,与教育、劳动、福利相关的法律、制度和体系被提出并施行,从而走到今天。
应用蒸汽机取代马车的汽车也可作为代表性事例。汽车的便利带来了交通事故和大气污染等新问题,但人类也同时推出了预防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政策。
搭载AI技术的自动驾驶汽车同样将成为又一个拐点。赫拉利教授断言,AI自动驾驶实现商用后,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者今后事实上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出现人类未曾想到的其他问题。然而人类也会设计出阻止这些问题的另一种技术或制度。“一如往常,我们会找到答案”的希望与乐观,并非只存在于电影海报的文案里。
我既信赖制度层面弥补技术的历史,也相信技术发展的效果依用途可缩小社会、经济、文化差距。鉴于AI是通用技术,更是如此。例如,不妨回想过去只有王族或贵族等身份高贵者才能乘马车享受交通便利。如今汽车已大众化,任何人都能享受这种便利。也不妨回想在电灯发明之前,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必须度过昏暗夜晚的历史。技术创新虽不会直接通向平等社会,但它确实是提升竞争力、让少数既得利益者独占的便利也能为其他阶层所享有或体验的手段。
我也明白,仅罗列玫瑰色前景是不够的,政治要做的事尤为重大。技术如刀或火,终究具有正反两面,政治有义务促使其被善用,并督促社会不落后于时代潮流。
共同体的选择也非常重要。100多年前在克服大萧条的过程中,美国大规模推行新政政策,而德国则出现了扭曲的极权主义。虽然这与技术创新史略有偏离,但足以说明为克服当前课题而作出的共同体选择会对一国的短期历史产生何种影响。如今的大韩民国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