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蒂芬·S·科恩与詹姆斯·布拉德福德·德龙认为,韩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开发模式其实源自美国。即政府为培育国内制造业,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并投资社会基础设施(SOC),同时自己也作为选手一起上场。两人认为,这一战略的鼻祖是1791年撰写《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事实上,作为制造业后来者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为追赶英国,曾把关税提高到60%左右,是典型的幼稚产业保护战略。
这种做法相当有效,助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1930年出台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2万余个品目平均关税59%,最高400%)虽被视为加剧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但贯穿美国经济政策的本国产业保护政策,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绽放创新的基础。
很多人已经忘记,美国曾是制造业强国。没有制造业,怎么可能打赢两次世界大战?钢铁、造船、汽车、微波炉、冰箱等一切都曾由美国主导。带来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体系也产自美国。
情况改变,是因为德国与日本的崛起以及美国自身的变化。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通过政府支持与各种非关税壁垒培育本国产业、扩大出口。美国接受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输出美元。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国也照此模式而行:以高关税、补贴和集中放贷培育制造业。起初从轻工业开始,逐渐扩展到钢铁、造船、石化、汽车、半导体和家电,有时也受益于汇率。
对美国来说也不算坏。虽然让出了本土市场,但美国国民能买到廉价商品。美国在航空、尖端产业和生物领域仍占优势,东亚国家则用贸易赚来的钱购买美国国债。尽管贸易赤字天文数字,国债仍不断卖出,美国并未动摇。美国也凭借压倒性军力保障自由贸易与航行自由。
裂缝出现在中国崛起与新冠疫情。中国在与美国展开贸易战的同时持续抛售美国国债。在人工智能(AI)、尖端半导体和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开始威胁美国。新冠疫情则在供应链层面暴露了美国经济的致命弱点。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USTR)罗伯特·莱特希泽所言,没有哪个经济强国放弃制造业,而美国当时正走在那条路上。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普遍关税与对等关税,正是出自这样的问题意识。这是试图回到美国靠高关税与培育制造业而繁荣的时期,是重建以家庭与信仰紧密团结、安全而富裕的美国社会的举动。特朗普着手储备虚拟资产,细究起来也是意在培育与美国国债挂钩的稳定币,即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维持美元霸权。
不能只把特朗普看作生意人,必须看到他背后的背景与时代精神。特朗普将在2029年离开白宫,但美国与全球经济的大转型已经开始,这股巨大浪潮无法改变。受特朗普刺激的欧盟(EU)也高举“买欧洲货”,全力培育汽车、半导体和防务产业。
问题在于韩国。依赖全球自由贸易与出口的韩国经济成功公式已触及极限。亟需新的产业政策以及支撑它的金融、财政政策,但自去年12月紧急戒严事态以来,官界“全面停摆”。政界方面,总统尹锡悦的弹劾与定于26日的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公职选举法二审结果,正吸走所有议题。
关税战的结局难以预测,但本国培育制造业这一浩荡潮流将持续。贸易依存度高达75%的韩国经济将提出何种替代方案?以政治风险为由说什么都难以推进,而全球局势变化实在太快、太令人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