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说明对济州人的“出陆禁令(1629年8月)”时,曾提及日本1609年吞并琉球一事。日本萨摩藩岛津氏获得幕府许可、以3000余名军队入侵琉球,是1609年3月的事。此后琉球进入同时臣属于中国与日本的“中日两属时代”,这使朝鲜在明—琉球—日本之间陷入外交困境。
其开端源于明朝对日本扩张性的严重忧虑。当时明朝判断,日本的统治层企图以不同方式笼络对明忠实而“恭顺”的两大朝贡国琉球与朝鲜,以觊觎与明通贡。这是1612年农历6月7日浙江总兵官杨崇业上奏皇帝的内容。对于十余年前经历壬辰倭乱爆发、并派援军赴朝鲜而体验过岛国日本“威力”的明朝而言,这是自然的忧虑。
不过,忧虑日本南下通过吞并琉球接近福建地区尚可理解,问题在于认为日本会北上经对马岛走朝鲜路线接近明朝。为此,明朝命令朝鲜国王严禁日本人进入全罗道、庆尚道。1609年日本吞并琉球所引发的火星,就这样落到朝鲜国王身上,成了对日本人进入的过度警戒令。恰好1609年朝鲜正接受日本对马岛方面执着的恢复外交关系努力,缔结己酉约条,准备重启与日本的交流。
于此,朝鲜陷入难以同时消化对明事大、与琉球交邻、与日本恢复关系这三条外交路线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济州牧使李箕宾作为破坏“义理”的人物成了牺牲品,而其杀害琉球王子的说法,则为朝鲜与琉球关系疏远提供了名分。此外,1629年实施的“出陆禁令”成为济州与琉球之间的物理障碍因素。当时朝鲜实际上是放弃与琉球的交邻,转而选择对明事大与恢复对日关系。在以实力逻辑支配的外交中,朝鲜也并非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