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董事对股东的忠实义务是“全球标准”,并呼吁尽快实施近期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复现甚至向反对Commercial Act修正案的经济界提议公开辩论。相反,经济界则逐条反驳称,李院长和金融监督院过度包装主要发达国家的案例,歪曲了事实。
李院长19日在首尔汝矣岛金融监督院举行记者座谈会时表示:“Commercial Act修正案的内容是效仿全球标准”,“称其为韩国独有监管的主张是假新闻”。
他说:“我向韩国经济人协会提议进行公开的开放式辩论”,“我在资本市场先进化方面表示不惜走艰难的路,坦率地说,想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谈一谈他们愿意押上什么”。他接着强调:“由于在野党的仓促,本应成为政策议题的事项变成了政争,讨论消失了”,“我认为在国民面前讨论有哪些副作用、应如何推进,会更具建设性”。
针对近期因“不惜押上职位”的表述而引发争议的、反对对Commercial Act修正案行使再议要求权(否决权)的立场,李院长也延续了此前的个人主张。他说:“当局应从资本市场先进化的角度充分发声”,“部分人士对金融监督院能否表达意见加以干预,本身就是越权”。李院长还表示,若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行使再议要求权,“(再议要求权)由总统行使,(若行使)我们会遵从”,但“在那之前,我们应从资本市场先进化的角度充分发声”。
金融监督院也在记者座谈会前临时散发了原本没有安排的资料,说明在美国和英国判例法上,董事的忠实义务不仅对“公司”,也对“股东”成立。金融监督院强调:“韩国式企业治理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国内股市投资者保护不足,被指为价值提升(提高企业价值)的障碍”,“为转变企业认识、提升企业价值,需要以股东保护原则等原则为中心的根本性改善方案”。
相反,经济界反驳称,李院长和金融监督院过度包装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案例,歪曲了事实。首先,金融监督院以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为例,说明美国也将股东纳入董事忠实义务的对象,但美国50个州中,公司法在董事忠实义务中提及股东的只有特拉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两处。
韩国经济人协会相关人士表示:“在任何外国立法实例中,都没有规定董事对(并非公司的)股东直接负有忠实义务。”该人士解释:“(特拉华州法)是明确规定,主张董事责任的一方若不能证明董事的归责事由,董事就不对股东或公司承担责任的条款”,“并不像近期在国会通过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那样强制规定董事对股东的责任”。
金融监督院列举的另一例——美国示范公司法也是如此。金融监督院主张,该法将公司与股东一并规定为董事负有公平对待义务的对象。但美国示范公司法只是各州公司法的示范规范,并无法律效力。此外,示范公司法中明确的“董事行为标准”条款规定,董事履行职务时应作出对“公司”而非股东利益最有利的决定(in a manner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经济团体还指出,金融监督院提出的“董事处于可能侵害股东利益的特别交易情形时,应优先履行对股东的义务”所引用的英国公司法判例,也存在严重夸大。此前英国高等法院在2019年的判决中划清界限称:“公司董事不因单纯的董事身份而对股东负有忠实义务,这一一般原则毫无疑问。”然而金融监督院却以董事处于“特别交易情形”的状况为例,主张董事应对股东忠实。
问题在于,该判决将这种特别情形限定为:△董事在股份处置中是买方或对收购有意向;△小规模、家族持股企业等并非一般董事与股东关系的极为例外的情形。韩国经济人协会指出:“仅限于非常特殊且受限的案例。”
经济团体还指出,李院长以韩国银行报告(股东回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依据主张“一般股东权益越是得到加强、股东回报越积极,企业价值就越上升”,属于对报告内容的取舍选择。该研究以二十国集团(G20)中16个国家的3560家企业为对象,对股东回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股东权益越得到加强、越积极实施股东回报,企业价值就越上升。
对此,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相关人士反驳称:“该报告说明,‘在设施投资、研发等资本支出(投资)是企业成长核心要素的产业中,若将闲置资金过度用于股东回报,反而可能妨碍企业价值提升’。”这一分析认为,半导体与软件、硬件技术企业若超出必要地实施股东回报,企业价值反而可能下降。
经总指出:“如上所述,各产业提升企业价值的方式可能不同,因此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修改可广泛适用于所有产业和所有企业的Commercial Act,很难说对股东保护这一目标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