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被剥削的人是存在的。硕博士研究生们怎么样?多年不分昼夜待在实验室,却有很多人因为‘看不到未来’而放弃研究。生产岗、服务岗的劳动者站着工作超过12小时,还要背负着不知何时会被解雇的不安生活。自营业者中有75%月收入不到100万韩元。其中收入为0的人有100万名。他们的生活你们看得见吗?‘不服气就来考医大’这种态度,是真心的吗?”
首尔大学医学院和首尔大学医院的4名教授17日对因反对政府推进医科大学扩招而离开医院和学校、至今未返回的实习住院医师及医学生发出“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的高强度批评。
首尔大学医学院及医院的小儿青少年科教授姜熙京、重症医学科教授河恩珍、国际保健政策教授吴周焕、血液肿瘤内科教授韩世元当天通过题为《致主张返回的同僚不再是同僚的各位。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的声明表达了上述立场。在长达4页A4纸的声明中,他们开篇表示:“我读了大韩医师协会副会长朴丹(大韩实习住院医师协议会紧急对策委员长)发表的《师长的伪善》(7日)、《成年人的偏狭》(10日)等文章”,“我们不能再躲在沉默的多数中充当附和者,因此想讲出我们的想法”。他们写道:“Medistaff(医生专用社区)、医疗相关报道的评论、朴丹的脸书文章里,充满了既看不到对患者的责任、也看不到对同僚的尊重、更看不到作为专业人士的品格的言论”,“我们感到恐惧:这真的是我认识的学生和后辈吗?这些人中会有我们的学生、后辈吗?”并流露心情称:“若能稍微谦逊一些该多好,仅凭一张医师执照就想获得专家待遇的样子也傲慢至极。”
他们表示,虽然在指出医大招生名额扩招2000名这一错误上表现出了勇气与明智,但却以没有替代方案的反对度过了一年。他们说:“各位称自己是(政府政策的)受害者。但辞职与休学是各位自己选择的事”,并追问:“真正的受害者难道不是过去一年被置之不理、无法得到治疗的患者及其家属吗?”他们还质问:“各位说自己‘被剥削’。即便实习住院医师的培训过程艰苦,成为专科医师后也还那样生活吗?”“大多数人不是拿着高额年薪过着稳定的生活吗?”
他们表示:“政府确实做错了。但医疗界就要照样行事吗?”“极端对立会摧毁那个国家。最终所有人都会崩塌。那样的胜利有什么意义?”并强调:“必须决定,是继续被打上妨碍者的烙印、失去垄断权而被淘汰,还是以与政府不同、尽到职责的专家形象引领改革。”
以下为声明全文。
致主张返回的同僚不再是同僚的各位
-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
首尔大学医学院·首尔大学医院 河恩珍(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吴周焕(国际保健政策)、韩世元(血液肿瘤内科)、姜熙京(小儿青少年科)
我读了大韩医师协会副会长朴丹发表的《师长的伪善》(7日)、《成年人的偏狭》(10日)等文章。并且也观看了10日的国会讨论会。过去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我想坦率地讲述这些感想。因为不能再躲在沉默的多数中充当附和者,我们不愿只停留在想法中,而要讲出我们的想法。
这场事态初期,我们感到抱歉。勇敢站出来的学生、后辈看起来很了不起,我们认为哪怕在后方也应给予支援。我们也曾埋怨自己:明知既有医疗体系不合理,却视而不见或认为无可奈何。然而回报我们的却是“教授们是中间剥削者”“是政府的帮凶”“偏狭而伪善”这样的话。无法自信地否认的我们感到羞愧。
但随着事态持续,我们对各位感到失望,感到绝望。
Medistaff、医疗相关报道评论、朴丹的脸书文章,其中充满了既看不到对患者的责任、也看不到对同僚的尊重、更看不到作为专业人士品格的言论。我们感到恐惧:这真的是我认识的学生、后辈吗?这些人中会有我们的学生、后辈吗?
若能稍微谦逊一些该多好,仅凭一张医师执照就想获得专家待遇的样子也傲慢至极。
读着那些文章,我心生这样的念头:“我担心自己生病时、我的家人会由这些人来治疗。”
各位指出了医大招生名额增加2000名并非解决方案这一错误,表现出了勇气与明智。但却在没有改善医疗体系的路线图、也没有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年。只有躺平和没有替代方案的反对。
各位想要的是什么?是反对政府,还是改善大韩民国的医疗?现在的斗争方式与目标,看起来既不正义,也无法说服社会。
现在必须作出选择。是继续附和这样的斗争方式,还是发出真正像样的声音,必须作出选择。并且要为这一选择承担责任。
因此我们写下这篇文章。现在是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
1. 真正的受害者是谁?
各位称自己是受害者。但辞职与休学是各位自己选择的事。即便因此蒙受损失,也不是真正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谁?难道不是过去一年被置之不理、无法得到治疗的患者吗?不是他们的家人吗?
2. 是剥削,还是成长为专家的过程?
各位称“被剥削”的3~5年培训过程,是为取得专科医师资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各位掌握了一生要使用的医疗技术与知识,积累专业能力,从前辈那里传承经验诀窍。投入那几年,才成为专科医师。
关于培训环境严苛、内容上存在不足、需要改进之处,我也同意。但那段时间并非单纯的劳动时间,这不是很明显吗?
然而在此前的国会讨论会上,各位所要求的只有劳动时间和月薪。对于作为专家如何提高培训质量的方案,一句话都没有。
如今的教授们在实习住院医师时期几乎每天都待在医院照护患者、学习掌握、成长起来。曾有过每周工作140-150小时的时期。但我们知道,那个过程成为了造就今天韩国医疗水平的基础。
但现在那全部过程都被斥为“剥削”。即便实习住院医师的过程艰苦,成为专科医师后也还那样生活吗?大多数人不是拿着高额年薪过着稳定的生活吗?
真正被剥削的人是存在的。硕博士研究生们怎么样?多年不分昼夜待在实验室,却有很多人因为“看不到未来”而放弃研究。
生产岗、服务岗的劳动者站着工作超过12小时,还要背负着不知何时会被解雇的不安生活。自营业者中有75%月收入不到100万韩元。其中收入为0的人有100万名。他们的生活你们看得见吗?
“不服气就来考医大”这种态度,是真心的吗?
我们是韩国社会中获得最确定经济保障的职业群体之一。即便如此,主张实习住院医师培训过程是“剥削”,这真的能获得社会共鸣吗?更进一步,否定培训本身、贬低作为专家的成长过程,最终不正是在损害专家本身的价值吗?
如果因为培养专科医师、专家素养的过程艰苦就轻易地说没有意义、不干了,那实在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还要求改善。
3. 医师执照——执照是什么?
各位说医师执照不是特权。但医师执照是社会赋予我们垄断性医疗行为的权限。因此我们的稀缺性得到承认,也相应地获得了价值认可。社会之所以容忍医疗领域的垄断结构并承受其副作用,是因为相信我们会尽到执照背后所要求的公共性责任。
但如果像现在这样不尽到作为医生的责任,或持续采取引发社会混乱的行动,被打上摧毁体系的集团的烙印,社会最终必然会把那份垄断权限委托给其他职业。这是各位希望的结果吗?
4. 是专家吗?
医师执照并不等于专家。专家被定义为以自身专业性贡献社会、并因此获得尊重的存在。医生的专业精神,不正是学到当医生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冲突时应优先患者的利益吗?但现在我们不正是在以患者和国民的不便与恐惧为武器,来强行贯彻我们的要求吗?
看到过去一年超额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000人的报告,你们想到了什么?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发表称没有超额死亡。我看到后者的发表时,觉得真是幸事。
但是,我们知道。去年、当年或许因为教授们和医院各类从业者硬撑下来才没有出现超额死亡,但癌症等非急诊重症疾病的患者由于治疗被延迟,或因根本未能接受治疗而被放置,其结果会随时间推移表现为超额死亡。是医生的话凭直觉就能知道。若真的不知道,我认为连讲这些话的价值都没有。如果你们是专家,作为专家的良心应当一直在受伤。
5. 同僚之情在哪里?
各位谴责坚守现场的同僚医生、教授,反而嘲弄他们的奉献。也有人因超过100小时的工作过劳倒下。回报他们的却是黑名单与谴责。同僚之情究竟在哪里?最近连一同坚持的专科医师们也在离开。到了各位即便回来也没有教授可以教的程度。
此外,仍必须守护患者的我们正在扩大与护士、现场保健医疗职的多学科协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护患者。尽管如此,你们仍以“只有医生能做医疗”的傲慢态度,毫不犹豫地说出贬低他们的话。
坦诚一点吧。急诊室里的急救处置、静脉注射穿刺等操作技能,不正是从急救人员、护士那里学来的吗?医师执照并不保证医疗行为的熟练度。
本应是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团队领导者的医生却贬低团队成员,这难道不是毫无领导者资格、也毫无同僚之情吗?
6. 因为讨厌对方就要破坏我们的根基吗?
政府确实做错了。但医疗界就要照样行事吗?像南苏丹内战、叙利亚内战那样因对对方的憎恨而产生的极端对立摧毁了那个国家。最终所有人都崩塌了。那样的胜利有什么意义?
现在医疗体系正在崩溃。那场崩溃只有政府有责任吗?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正在失去社会的信任。我们被视为不是值得信赖的专家,而是出于私心导致医疗体系崩溃的罪魁祸首。这份失去的信任,将以更多的规制、诉讼以及更严苛的环境回到我们身上。
7. 现在是作决定的时候。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他们走低,我们走高。)——米歇尔·奥巴马
我们应当反复回味这句话。是要与政府不同,以尽到职责的专家形象引领改革?是要在改善社会与医疗环境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劳动环境变得可持续?是要为此甘愿让步、互相帮助并主导前行?还是继续被打上妨碍者的烙印、失去垄断权而被淘汰?现在各位必须作出决定。
你们要选择哪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