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划财政部12日发布的《为使继承税课税体系合理化而引入遗产取得税的方案》,其核心在于按照实际继承所得承担税负,以提升课税公平性,并按纳税人分别适用扣除,以改善扣除的实效性。据此,遗产税的课税方式将转变为遗产取得税。政府决定围绕转向遗产取得税所必需的制度进行改革,并强化人身扣除的实效性,但家业继承扣除等实物扣除则维持现行优惠。经营10年以上的中小、中坚企业传给子女等时,可按经营期间将家业财产(与业务相关的股票)价额在300亿至600亿韩元的限额内从继承税课税标准中扣除;该家业继承扣除对承继家业的继承人适用与现行相同的扣除额,但在共同承继时允许按家业财产比例分摊限额。
政府引入遗产取得税的方案,是对各继承人取得的财产而非被继承人全部遗产课税,从而缓和最高税率达50%的累进课税的影响。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的过重继承税负担这一角度看,基本上可以说是可取的课税体系改革。但若与业务无关的一般继承相区分,从支持中小企业等顺利完成家业承继的角度看,很难认为实现了有意义的改善。
要顺利实现事业承继,维持稳定的持股比例必不可少。但我国高企的继承税税率与溢价评估相结合,迫使占承继资产大部分的股票被非自愿处置,创业者去世后经营权危机频频发生。因继承税负担而通过出售持股放弃事业承继的案例不在少数。Three Seven、Unidus被视为代表性案例。我国过重的继承税负担造成的事实上“被迫的事业中断”,会使长期积累的无形经济价值消失,并对就业的维持与扩大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造成致命损失,这一点存在问题。
此外,为应对继承税的沉重税负,生前不进行积极再投资,而通过出售资产或增加分红来确保现金的案例也大量出现。这种被扭曲的经营决策同样会产生损害企业增长动力与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与其为应对继承税而缩减或出售经营,不如减轻事业承继的税负,使企业在努力实现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创造就业,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才是最优路径。
我国的家业继承扣除因严格的限额与适用条件,与主要国家相比使用情况偏低。在转向遗产取得税的同时,首先应放宽这些条件,并废除难以找到明确逻辑依据或类似外国案例的最大股东溢价评估,以减轻事业承继带来的过重继承税负担。最重要的是,我国也已到了应积极考虑参考澳大利亚、瑞典等案例,对家业财产允许递延课税至处置时点,从根本上应对创业者去世时制约经营权承继的现金流负担,从而实施资本利得税的时候。






